理论·探索｜“第二个结合”的一种学理实践——论朱子学的当代性

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第二个结合”，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它需要与时俱进地彰显与时代的对话，促使自我实现现代转型，赋予中华文明以生命更新。也正是在那次座谈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这一重要观点。

朱子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朱子学作为中国哲学或思想史的一部分，总是处在儒学谱系内部的对话中。

在朱子学研究中，传统方法如哲学史、范畴论、考据学、体系建构、概念辨析等，都已取得了蔚为大观的学术成就，均有成熟论述。在“朱子学是什么”的问题上，经由钱穆、陈荣捷、张立文、朱杰人、束景南、陈来等海内外一批学人的努力，以及《朱子全书》和相关编年史料的出版，已经得到较好回答，传统学术的现代转译基本实现。今人阅读朱子，可以在诸多前贤的基础上，通过现代学术概念富于共识地讨论问题。这是朱子学从传统文化走向当代生活的基石。

在当代中国崛起的语境中，朱子学与20世纪末以来出现的符号转向、文化转向、身体转向、空间转向、视觉转向、声音转向、文化间性转向、物质转向、人类学转向、日常生活转向，以及新史学、地方性知识、生命政治等概念间，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断裂。而这正是“第二个结合”为朱子学研究打开的全新理论视野。朱子学可以经由与当代思想家、社会问题和时代需求的深刻、细致对话，实现新的飞跃。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就是“‘结合’本身就是创新，同时又开启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而对朱子学的当代研究、社会实践和思想启迪而言，“第二个结合”的充分运用恰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朱子学的开放传统与当代性

朱子的自我成长之路，绝非规规矩矩，“吃现成饭”。他是在继承前贤的基础上，因应当时社会提出的问题，在具体实践与学派对话中，提出并完善自我学说的。大体来说，朱子要应对的问题有二：一是在思想上，他要妥善处理“儒佛汇通”的问题。佛教在当时思想界的影响力，丝毫不亚于现象学或人工智能对当代社会的影响。而朱子深入佛老，在充分尊重、了解对手学说的情况下，反身自省，大刀阔斧变革儒学，重新诠释经典，使“格物致知”成为新儒学的重要内涵。二是在实践中，他要明确提出并捍卫“主战”立场。正是在对这一立场的坚守中，朱子秉持了儒学的入世传统，也实践了他自己的道德理想。在与陆氏兄弟、湖南张栻、永康陈亮等人多次辩驳中，朱子发展了自己的学术，使学理更加具有说服力和解释力。

可以这么说，朱子学内在地具有一个开放传统。他固然要“辩”，如王霸义利、德性问学、已发未发，但是，他也深刻地认识到“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朱子能够注意到事物的精微之处，将其分离开来，使世界本源的复杂性得到显现，而非武断地面对现实。朱子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辨析不同的概念语境，将具有本质特征的概念（如“心”）显示出不同的面相。还有论者更深刻地指出，朱子重视“理一分殊”中的“分殊”就意味着必须承认并尊重不同的文化，在坚持儒家道统的基础上，严肃研究文化的多样性。

朱子学的这种开放传统，更进一步体现在朱子及其后学对待社会治理、自然科学、文学创作、民间信仰等多重领域之中。它暗示了朱子学与当代反本质主义社会思潮的契合，也显现出朱子学研究应该具有的开放性和当代化。朱子学不该止步于“存天理，灭人欲”之类的简单概括；将朱子学与“开放社会科学”以来的世界人文学科研究视野相结合，则可能使其出现更为丰富的细节、更具延展的可能。朱子对世界的观察与思考也能为全球化、媒介化、视觉化、听觉化、具身化、社群化等议题给予启迪。

这就是朱子学的当代性问题。“克己复礼”是儒家的价值指向，而在当代社会中，“己”之难克、不该克，甚至应该被捍卫，已成某种社会认识。当代社会无法再“追求单纯的个人克制了私欲的集体性精神和睦，而是要寻求在个体利益诉求与集体和睦愿望之间达成一个大致的平衡，并以此为基础去追求个体精神提升。”今日之“礼”是一个“个体利益诉求与集体和睦愿望之间达成”大致平衡的“礼”，它非等级秩序、亦非市场拜物，而是一种现代的、融汇“第二个结合”的礼。包括朱子学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最终应开出这样的“礼”，以此彰显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学理、价值、规范和日常生活方式上的存在与作用。

当今的社会语境和时代境遇

除了内在具有的开放传统之外，朱子学的当代性还表征于新的社会语境之中。在同一文化传统的人际交往和社会秩序层面，当代与古代相去不远；而在全球视野、环境变迁与媒介技术层面，古今之变极为剧烈。当代人面临着当代人的问题，乃至危机。这些危机包括且不限于：社会信任危机、国际政治危机、经济与金融危机、气候变暖与核应用危机，去本土化、流散与移民、性别身份等文化危机，以及虚拟技术主导的未来危机，等等。特别是传统价值观及其文化表征在日益倾向个体化、物质化的时代境遇中，权威难再而导致信仰危机。

朱子所言的“物物一太极，统体一太极”包不包括虚拟的数码物？在对“不诚无物”等话题的讨论中，如何面对“由非身体化的机器装置产生的空间已经能够将知觉从肉身的限制中解放出来”等判断？在后人类的视野中，自我的主体意识需要得到重新界定与分析。

世界与人都在发生巨大变化，由此衍生的各种话题还有很多。面对一个文化早已普及化的时代，朱子学如果不能尽可能开示、启发具有鲜活性的议题，而只局限在知识人修身养性的层面，便很难真正与时代对话，也无法从“高头讲章”变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正因为此，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社会批判理论和朱子学的“第二个结合”，就尤为重要。

那么，今天的时代境遇究竟如何呢？至少有以下三个“不同”值得当代朱子学研究者重视。一是与朱子所处的农耕社会不同，当代是技术时代。人在面对自我与他者时，已经不再只是“性情动静”在发挥作用，算法、流量都在发挥着作用。二是与朱子所处的乡土社会不同，当代是社群时代。性与情的关联，更多时候被某种小众的偏好所左右，圈层文化愈发明显，二次元圈、电竞圈、粉圈，乃至汉服、手帐、摇滚、戏剧、相声、穷游等，都有可能成为今天讨论“气质之性”的重要内容。三是与朱子所处的帝国时代不同，当代已经进入了深度全球化的新阶段。南宋前期民族和阶级矛盾也不可谓不尖锐，但与今日国际形势的风起云涌几乎与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的情形相比，显然已是迥异。当代世界已接受了全球化的洗礼，对“他者”思想的习以为常（包括动物伦理），是当代讨论“理气异同”，尤其“禀赋”“万物之异体”等话题的新语境，在此基础上甚至“成男成女化生万物”也可能有新的诠释。

总之，以“体用一源”为特征的朱子学，在“用”的层面上需要充分虑及当代境遇，将社会公共问题纳入其研究与议论的范围之中，使朱子学具有未来面向。整体看，哲学思考的下沉，以及传统、文化的物化都是一种趋势。学术研究既无力阻挡它，更不能忽视它，只能迎上去，展开认真的思考和讨论。如此，朱子学是有可能为困于自我与社会、全球与本土、身体与精神等二元困境中的当代人提供富于感染力的“思想协调方案”。

重新回应学术研究的当代性

朱子为学重“知行合一”。其实，强调当下、强调社会、强调思想的延续性与创造性的学术取向，不仅是“第二个结合”的重要体现，也与朱子本人的治学要旨是高度契合的。朱子主张县学时不仅要求学生重视“为己”之学，而且认为学之重点在于“通当世之务”。他“平日课考县学弟子的策问，就都是要诸生本程学立说，一部分是对经学、理学义理的独立探讨研究，一部分是对朝政时局、经济赋税、科举教育等迫切现实要务的进言献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根脉，需要与强调现实变革与目标指向的马克思主义这一“魂脉”相结合，朱子学的“知行合一”在某种意义上是相契合的。朱子学研究从规范性研究转向诠释性研究，本质上是研究者的思维方式从探求普遍的超历史的“本质”（本真）转到不断变化的社会适应性上来。进入后现代社会，人们已很难相信存在一种“大写的哲学”（罗蒂）、“宏伟叙事”（利奥塔）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人类问题。中国传统儒学不行，朱子学也不行，它需要人类不断创造新的历史，而不只是尊重、延续旧有的历史。恰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我们将“传统”视为舟楫，目的并非舟楫本身，而是借舟楫“过河”。同理，传统之于当代，要紧的不是形式，而是形式带来的效应。试图以古礼来规范社会，这是为传统“造像”。而“造像”之后，还要让传统走下神坛——不是打破传统的神坛，而是使传统从神坛走进人们的心里，落实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盲目的朱子学、儒学有三种表现：一是复古式崇拜，二是片面化诋毁，三是潮流型复兴。当下，朱子学、儒学，乃至传统之“像”尚未“造”好，仍需学者在多元议题的讨论中使其更富前景，让儒者之心、朱子后学更获当代认可，全面参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之中。

经过了现代学术的洗礼，面对传统文化，研究者的“造像”与“发心”理应是一个合二为一的过程。“造像”是要延续根脉，传承中华文明的基因；而“发心”则是要发扬魂脉，“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与现代转型。”“发心”的目的是改造当代人的生活，希冀朱子学能够回应主体哲学瓦解之后，人类面临的基本理论问题，返古开新，守正创新，淡化殿堂式“研究”，转而从“思想与时代”入手，再造一个具有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意义的“新考亭学派”。

（作者系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