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家信：周总理得知“内人党”冤案

　“黑色的线”

　　周恩来的小侄女周秉建并不晓得草原上翻天覆地的变化，她决定去内蒙古草原插队落户。

　　1968年8月6日下午，周秉建来到西花厅，跟伯父和七妈邓颖超(周恩来在家族中排行老七)告别。此时周秉建初中刚刚毕业，文革风浪中，总理的亲属也不能幸免。周秉建的父亲，也是周恩来的小弟弟周恩寿不久前以莫须有罪名蒙冤入狱。

　　“当时家里是两个极端，伯父是受人尊敬的总理，但父亲却受迫害被抓捕入狱，我想我更应该好好地表现自己，向工农学习，改造世界观，做一名普通的劳动者，当时就是这么朴素的革命动机。”周秉建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周秉建的决定事先并未与长辈商量，来得有些突然，但仍然得到伯父和七妈邓颖超的肯定和赞许。他们特地为小侄女加菜饯行。

　　周秉建和另外19名知青，一起被分到阿巴嘎旗伊和高勒公社新宝力格大队，牧民们热情地欢迎了这些从北京来的孩子们。“到达旗里的时候，我们很兴奋。旗里有组织地来迎接，武装民兵们骑着马背着枪高举着红旗，很威武。镇里大概有100多个漂亮的蒙古包排成正方形，都插着国旗，很是威严。”后来周秉建和知青们才知道，就在他们到来的前一天，在旗里刚刚结束了一场全旗的“挖肃”现场会，这100多个蒙古包就是为会议准备的。这是周秉建第一次听见“挖肃”这个完全陌生的词儿。

　　周秉建感受到了与北京不一样的气氛。在一次大队开会学习的时候，大队革委会主任告诉他们，大队共23户人家，只有三户是红色的好人家，其他牧民都是黑线人物。“我那时不知道‘黑线’为何物，到了牧民家里，还在找黑色的线。”周秉建回忆。

　　有时候大队领导会带着知青们去牧民家里进行形势教育，在坐下来等喝茶时，领导悄悄告诉他们：这户人家在外蒙有亲戚，他们要等外蒙古打进来时，就会进行内应，要对他们保持警惕。“但当时就觉得这个不正常，不符合毛主席提出的‘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团结95%以上的群众’的思想。这些不明白的地方我也都写在给伯父的信里了。”

　　结果，这些无意中透露出的信息，引起了周恩来的特别关注。周秉建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伯父就从信中知道内蒙的‘挖肃’问题已经牵涉到了最基层的牧民身上，也意识到有人在向他封锁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