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北革命老区概况
闽北是福建省著名的革命老区，革命早、时间长、地域阔、牺牲重、贡献大，是闽北革命斗争的主要特点。1919年“五四”运动后，闽北各地一批有志青年，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离别家乡，到榕、沪、杭、京、津、汉等地求学，他们在学校里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将马列主义和新文化、新思想、新科学传回闽北。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为了实行国共合作，配合北伐战争，葛越溪、杨峻德、潘作民、徐履峻等人受党的派遣，于1926年夏先后回到闽北开展革命运动，当年7月在建瓯县成立了闽北第一个党支部——中共建瓯支部。闽北人民从此开始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1926年11月下旬，北伐军第二军第六师在党代表肖劲光、师长戴岳的率领下，一路攻占了光泽、邵武、建阳，并于这年12月初占领了建瓯，全歼北洋军阀周荫人部2个团，何麓昆部3000余人宣布投降。此后，北伐军相继占领政和、浦城、南平等县，推动了闽北各地反帝反封建的工农革命运动，北洋军阀对闽北的统治宣告结束。
正当北伐战争席卷长江流域，继续向北发展的重要时刻，国民党右派接连在各地发动了一系列反革命政变。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闽北工农革命运动遭到血腥镇压。这年7月，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陈昭礼一行来到闽北，首先在崇安组建了以徐履峻为书记的中共崇安特别支部。8月，陈昭礼一行人到达建瓯，与刚从上海秘密回到建瓯，并开始着手恢复建瓯党组织的葛越溪、季永绥等人接上了关系。在陈昭礼的主持下，根据中央关于“闽省暂时划为闽南、闽北两区”的指示，成立了中共闽北临时委员会，直属党中央领导。书记陈昭礼，组织委员潘作民，宣传委员季永绥。与此同时，还成立了中共建瓯县委，书记由季永绥兼任。中共闽北临委的建立与闽北党组织的恢复，标志着闽北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党领导的以推翻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军阀的斗争，已在积极的酝酿之中。
1927年8月7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简称“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10月15日，党中央指示“闽南闽北应即合并组织一临时省委”。12月2日至5日，闽北、闽南各县负责人联席会议在漳州举行，通过了《福建政治现状及目前工作大纲》，选举了福建临时省委执行委员9人，确定闽北为农民暴动第四区。1928年4月，中共崇安县委在上梅召开全县党员代表大会，果断地作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向农村转移，在农村发展革命力量的重大决定，将农会组织更名为“民众会”，领导农民开展以抗捐、抗税、抗债、抗粮、抗租为内容的“五抗”斗争，建立了武装，拿起土枪、土炮，与敌人展开血战。1928年9月28日，举行了以上梅为中心的崇浦农民暴动，县委书记徐履峻率领20多名民众队员，冲进民愤最大的日本买办牛焕书松木厂办事处，将办事处捣毁，缴获手枪1支，擒获松木厂经理陈光盛，在墟场上交给群众斗争。10月1 日，崇安县委在上梅召开有4000多人参加的暴动大会，宣布暴动纲领，成立民众局，当场烧毁地契、债单，处决了2名反动分子，破仓分粮，号召工农群众参加武装组织，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实现平田废债。但是，敌人迅速组织反扑，10月31日凌晨，民众局机关所在地上梅乡后坜村被敌军偷袭，崇安县委书记徐履峻在突围时壮烈牺牲。几个主要的暴动区亦遭敌攻击，第一次上梅暴动中途受挫，趋于失败。11月下旬，中共福州市委书记杨峻德受福建省委指派，到崇安指导工作。12月，杨峻德在燕子岩主持召开会议，选举陈耿为崇安县委书记，总结第一次暴动的经验教训，制定了再次暴动的行动纲领和计划。1929年1月29日，以上梅为中心的崇浦农民暴动枪声再次打响，首先擒拿了反动联首唐锡贯和反动分子杨守纪，召开暴动大会，处决了唐、杨2人，血祭徐履峻。与此同时，崇安的西、北、南乡与浦城西部的岱后（今枫溪，简称浦西）等地的数千民众队员，分别在杨峻德、徐福元、左诗赞等率领下，攻村占镇，声势浩大，有近百个村庄挂起了革命红旗，第二次暴动获得成功。此后，崇安县委还于1929年6月领导发起了以东坑为中心的铅山农民暴动和以路下桥为中心的建松政农民暴动，迅速发展壮大革命队伍，为建立革命武装打下了基础。10月，战斗在各地的16支民众队进行了整编，成立闽北第一支革命武装组织——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十五团，团长陈耿，副团长左诗赞。
1930年1月，闽北红军五十五团四面出击，解放了崇安县的大部分乡镇，成立了区、乡革命委员会。5月1日，崇安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上梅召开，宣告成立闽北第一个县级革命政权——崇安县苏维埃政府。1930年7月，党中央决定将闽北、赣东北两块根据地合并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调闽北红五十五团、教导团的1500多名战士开赴赣东北，编入红十军。闽北革命根据地党的组织和红军也正式划归赣东北省委领导。从1930年3月开始，闽北第一次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摧毁了几千年封建土地所有制及新军阀反动统治基础，进一步广泛发动群众，巩固与发展闽北革命根据地。这年开展土地改革的区域有崇安（大部）、浦城（西部）、建阳（北部），以及上饶、铅山、广丰（南部）的19个区，275个乡村，被分配的土地约40万亩，近15万人口分得了土地。
1930年10月，蒋介石发动了全国性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国民党省防军暂编第一旅(钱玉光旅)在江西汤恩伯部胡其三、马励武2个团的配合下，向闽北苏区发起进攻，闽北教导团在崇安黄土、枫坡、公馆等地阻击钱玉光部，屡获战果，收复了崇安西南部的大部分苏区，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1931年1月，赣东北省委在坑口组建中共闽北分区委员会、闽北分区革命委员会和分区军事委员会，由肖韶任分区委书记，邹琦任革委会兼军委主席。但由于贯彻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认为“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是极端错误的”。又发生了左诗赞因反对调离闽北红军去赣东北，分兵自立，被教导团“讨伐”和歼灭。加上蒋介石调动江西、福建两股军事力量的第二次“围剿”。到年底，闽北苏区大片土地丢失。在此紧要关头，赣东北省委决定调回红军300多人成立闽北红军独立团，投入闽北苏区反“围剿”的斗争，并于4月派红十军入闽作战。红十军5000余人在代政委方志敏、军长周建屏率领下，拔除了敌军在长涧源、赤石等据点，作战11次取得了“仗仗皆胜”的战绩，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挽救了闽北苏区。这年7月，闽北分区委机关迁至大安，分区委书记黄道，分区苏主席洪全生，分区军委主席邹琦。
1931年5月，中央苏区红军在毛泽东领导下，从江西东固、富田一直打到建宁，15天连续打了5场胜仗，横扫七百里，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毛泽东代表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在闽西北分兵，红三军团的红五军、红九军、红十六军进军闽北。7 月，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第三次“围剿”，林秉周旅和江西汤恩伯配合，又一次向闽北苏区发起进攻。黄立贵率团在数月之内，往返崇安、建阳、浦城与邵武、光泽等县边境，大小战斗数十起，歼敌近千人，缴获轻重武器300余件及大批军用物资。各地武装也积极行动，配合红军打击敌人。敌军陷于被动，疲于奔命，被迫撤走，敌人第三次“围剿”宣告破产。
1932年5月，蒋介石发动向各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围剿”。这年9月，红十军再次入闽，与闽北红军配合作战，攻占了国民党军在崇安的星村和赤石2 个据点，全歼星村守敌1个营，迫使赤石敌人缴枪投降。接着又攻占了浦城县城，俘敌600多人，歼敌2个团1个营，缴枪700多支，轻重机枪38挺，迫击炮5门，电台2部，筹款50余万元以及大量军用物资，巩固扩大了闽北苏区。10月22日，红一军团所属的红十二军，在罗炳辉、谭震林的指挥下攻占了邵武，与闽北红军会师。1933年初，红十二军和闽北红军联合攻占光泽，打通了闽北苏区与赣东北苏区的联系。闽北苏区从此先后建立了崇安、建阳、建浦、崇浦、广浦、上广、上铅、邵武、建松政等革命根据地，进入了鼎盛时期，打破了敌人的军事“围剿”与经济封锁，开展了闽北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发展苏区生产，改善与丰富苏区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注：建浦、崇浦、广浦苏区，位于建阳、崇安、浦城及江西的广丰边界地区，是以浦城为主的三块革命根据地。到1933年底，沿着浦城县西部的漫长边界线，三块苏区联成一片，成为闽北革命根据地的东北部边陲。）
1933年初，闽北、赣东北苏区与中央苏区的联系打通后，三块苏区连成一片。中央认为“闽赣地方广大，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均占重要地位”。为争取这一广大区域成为巩固的苏区，决定将闽北苏区从闽浙赣省分出，划归中央苏区。于是，在4月26日的《中央人民委员会第40次常会》上决定“将建、黎、泰、金、资、光、邵、闽北苏区，以至信、抚两河一带地区划为闽赣省。”从此，闽北革命根据地与建黎泰等根据地合组为闽赣省，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中央苏区与赣东北苏区联络贯通的重要任务。中心任务是扩大红军运动，“扩大红军成军，扩大和巩固新的苏区根据地，以胜利的进攻来粉碎敌人对闽北苏区的围攻”，为中央政令的畅通和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创造了条件。1933年7月，闽赣省根据斗争的需要，为了加强邵武、光泽、黎川3县交界地区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共东方县委、县苏维埃政府。下辖光泽的李家坊、止马，邵武的金坑和黎川的熊村、湖坊5个区。县址设在光泽县李坊乡上观村。（东方县1933年7月成立，11月转移到邵武金坑乡，以后又迁到桂林乡上岚村刘家。1934年3月转到建宁县。11月并入江西省黎南县。前后共1年4个月时间。）当年10月，黎川失守，闽赣省退到建宁。闽赣省苏区逐渐缩小，闽北和闽赣省委失去了联系。1934年2月，这时进入闽北的闽赣省委工作团黄道等，向中央发出将闽北分区和抚东分区合并，由闽北分区委领导的请示报告，实现了两个分区的合并，闽北成为一块独立的苏区，军事行动直接听命于中央军委，既担负起自卫的任务，又要全力投入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
1933年7月1日，中革军委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作战方针和作战计划，以红军第三军团指挥部和第四师、第五师、第十九师组成东方军。是年8月，东方军在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滕代远率领下，带着“筹款百万，赤化千里”、“创造百万铁的红军”、“把红旗插到福建去，开辟新的根据地”的东征任务，由江西省广昌县头陂、横田地区东进，到达福建宁化。8月中旬，向闽北挺进，解放了沙县的夏茂、高桥，南平的王台、峡阳和顺昌的洋口等重镇，击溃了敌五十六师刘和鼎的3个团，控制了沙县、南平、顺昌三县的边界地区。东方军采取“围城打援”的作战方针，佯攻南平、顺昌两城。驻守南平之敌五十六师刘和鼎部惊惶不已，不断向十九路军发出呼援急电。9月3日，东方军四师十团和五师十三团在南平夏道合击谭启秀部，消灭其1个营，并乘胜追击到水口，又击溃了2个营敌军，缴获汽车2辆、汽轮8艘、子弹4轮船、食盐7万斤以及机枪、步枪等武器（李志民：《东方军入闽》）。9月18日晨，红十三团在西芹沙溪口木芹山与敌三六六团郑为辑部等5个营遭遇，展开了肉博战，歼敌1个团。木芹山之战，“我军创造了一个团的兵力在运动中歼敌一个团的新纪录。”这时，东方军已包围顺昌县城20余天，城中守敌1000余人，处于弹尽粮绝境地，仅靠师部派来的4架小飞机，空投有限的物资，苟延残喘。东方军既是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又是一支宣传鼓动队，攻占王台、峡阳、洋口等地后，红军战士随即走上街头，广泛发动群众，宣传土地革命，并领导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等斗争，建立了峡阳、洋口革命委员会。两地的工人运动，也在这时发展起来，有80%的工人参加了各行业工会。工农群众踊跃报名参加红军，短短的1个月中，两地扩大红军1100余人，洋口镇5天中报名参军的近500人。东方军在闽北作战取得节节胜利，促使十九路军派代表要求和谈，彭德怀、袁国平在王台八角楼接见了陈公培，达成了临时停战协定。东方军停止军事行动，也促进了“福建事变”的早日实现。
闽北苏区在1933年 4月划归闽赣省管辖时，下辖有崇安、建阳、建浦、广浦、光泽、邵武、铅山、广丰、上广、上铅等11个县委，建瓯中心县委以及松溪特支、政和支部（见《闽北革命史》112页）。其中属现在南平市管辖的就有武夷山（原崇安县）、建阳、浦城、光泽、邵武、建瓯、松溪、政和等8个县（市）。南平、顺昌两县的部分地区，是中央苏区以彭德怀为司令员的东方军开辟的区域，东方军攻占王台、峡阳、洋口等重镇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发展武装队伍，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应属中央苏区活动范围。《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也记载，顺昌县的一部分，属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4年8月，中共闽赣省闽北分区委决定，派团长黄立贵、政委陈一率领红军五十八团挺进建松政地区，9月2日，在政和西表村与杨则仕会合，一举攻占了东平等地。尔后在西表村召开建松政边区群众大会，宣布成立建松政革命委员会，由杨则仕任革命委员会主席。10月，建松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政和凤池村召开。建松政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张顺礼当选为县苏埃政府主席。建立红军独立营、赤卫队，开始分浮财分田地的土地革命，形成了以凤池为中心的建松政苏区。
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中央红军被迫从宁化、长汀、瑞金、于都出发开始长征。红军长征后，闽北革命根据地失去了依托，形势日趋紧张。国民党反动派集中10万兵力对闽北苏区大举“清剿”。闽北党组织和红军在黄道、黄立贵、吴先喜、曾镜冰等领导下，进行战略转移，于1935年1月撤出红色首府大安，在中央苏区全面转入游击战争。这时，由于国民党军重兵围追堵截，红军游击队只能夜行昼伏，驻扎深山，野菜充饥，风雨侵衣，生活极端困难。而内部叛逃现象又时有发生，尤其是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的叛变，引敌追击，闽北党组织和红军领导机关几乎陷入绝境。就在这危急关头，闽北党组织和红军领导人黄道等人，同年8月在崇安黄龙岩召开闽北分区委扩大会议，总结了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果断地转变政策、策略，正确处理图存与发展的关系，决定从内线打出外线，兵分三路向敌后挺进，一路由饶守坤、王助率二、三团，开辟闽东北（亦称建松政）游击根据地；一路由黄立贵、曾镜冰率独立师二纵队，开辟闽中（亦称邵顺建）新游击区；一路由吴先喜、刘文学率四团二、三营，开辟抚东（亦称黎资光贵）新游击区，终于摆脱了困境，开辟了新的革命根据地，钳制了敌人，掩护了长征，保存了党的组织，保存了革命武装，保存了革命阵地。
1936年2月，叶飞率领的闽东游击队100多人与黄立贵率领的闽北红军游击队在政和县杨源乡禾坪胜利会师，彻底打破了国民党军队企图将红军游击队分而剿之的阴谋。当年4月，中共闽北分区委书记黄道与闽浙边临时省委叶飞在仰头村召开洞宫山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叶飞、黄道、黄立贵、吴先喜、曾镜冰等人，为期三天。双方就成立闽赣省委，统一领导闽北、闽东两块游击根据地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闽北党组织和红军领导人，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民族利益为重，主动提出与国民党当局进行抗日合作谈判的建议。1937年9月底10月初，江西国民党接受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闽赣省抗日军政委员会领导人黄道的建议，派第七区保安副司令周中恂和光泽县县长高楚衡为代表，与共方代表黄知真、邱子明以及稍后抵达的黄道、曾镜冰等在光泽县霞洋乡大洲村举行抗日合作谈判。经过7天的艰苦谈判，双方终于达成了合作抗日的协议，实现了由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转变，赢得了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闽北成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15块根据地之一。1938年2月，闽北各游击区的游击队1500余人，奉命到江西省铅山县石塘镇集结，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队，在团队长饶守坤、副团队长曾昭铭率领下，誓师北上，开赴皖南抗日前线，先在戈江红杨树一带镇守，有效地阻击了日军入侵皖南腹地。后调防繁昌，日军先后7次集中兵力向繁昌进攻，均被英勇的五团子弟兵击退，敌军伤亡1000多人（史称繁昌保卫战），受到新四军军长叶挺的表彰。
1938年2月，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决定撤销闽赣省委，成立闽浙赣特委，由曾镜冰任书记，下辖建松政和邵武两个中心县委崇安、浦城、顺阳、光泽、上饶、铅山等7个县委。6月，中共闽浙赣特委、中共闽东特委合并，成立了以曾镜冰为书记的中共福建省委，省委机关设在崇安县坑口村头村。这时，国民党当局首先挑起反共磨擦事件，搞暗杀，制造收缴我自卫武装枪支，扣押我有关人员的反共事件。闽北党组织实行“独立自主靠山扎”的方针，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39年7月福建省委在崇安坑口禄村洋山上举行党员代表会，出席代表21人，代表6050名党员。中共中央东南局派青年部长陈丕显到会指导，并就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和任务，以及“七大”代表问题讲了话。会议选举中共福建省委委员9人（曾镜冰、范式人、王助、汪林兴、左丰美、苏华、郭文焕、俞雅鹿、陈金来。候补委员赵涌），曾镜冰为省委书记。同时，还选举了范式人、聂显书、毛彪、陈振芳、方言、徐莲娇等六人为“七大”代表。1940年9月，省委在崇安村头成立了福建省军事委员会。11月在村头举行省委扩大会，决定实行隐蔽精干政策等问题。
1941年1 月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新四军三支队五团作为军部护卫部队，保持和发扬了闽北红军骁勇善战，不屈不挠的优良传统，浴血奋战，后因弹尽粮绝，除1个小分队突围外，大多数指战员为国捐躯，壮烈牺牲。这时，国民党顽固派将被俘的新四军将士和东南各省被捕的共产党员，革命青年与爱国志士囚禁在上饶集中营，企图分化瓦解这些爱国抗日将士。1942年5月，日寇侵犯浙赣线，金华、衢县、江山相继沦陷，被囚禁在上饶集中营的新四军将士，在国民党全副武装的军警宪特押送下向闽北转移。6月17 日下午，被编为第六中队的80余名新四军将士，途经崇安县赤石镇渡河时，在秘密党支部领导下（原来的党支书沈韬、支委周奎麟及黄刚培、王铁夫、汤定波等5人，在途经大安宿营时，被敌特视为危险分子，用马刀活活砍死。陈念棣、阮世炯、王东平、赵天野4人为新的暴动核心成员。陈念棣为政治领导者，王东平为军事领导者，即军事指挥。），举行了震撼中外的集体暴动(史称“赤石暴动”)，胜利地冲上了武夷山麓。国民党顽固派气急败坏，于6月19日从没有参加暴动的其他各队抽出一批所谓“顽固分子”，加上参加暴动被抓回的共60余人，分作三批，枪杀在赤石镇附近的角亭虎山庙侧。“赤石暴动”后，这批逃出虎口的新四军将士和爱国志士，大多数受到闽北党组织和根据地人民的接应。7月1日，建松政特委书记陈贵芳在上饶禹溪外茶园香菇厂召开联欢会，热烈欢迎接应来的46名的新四军将士，并将这些人组成抗日游击队，后来大部分辗转到苏北，重返抗日前线。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反共逆流，组织3个团的兵力对闽北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攻，敌人兵分三路，一路进攻崇安右翼建松政地区；一路埋伏崇安左翼之陈坊；一路向福建省委驻地坑口一带突击，叫嚣“不消灭福建省委机关，不撤出坑口。”同时，采取强迫群众移民并村、推行堡垒政策、实行连坐法、计口售盐售粮、强行征丁等办法，将居住在省委机关所在地村头村的房屋全部烧光，把群众驱赶到长涧源集中居住，妄图“抽干塘水抓鱼”；在长涧源这个仅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筑起4座炮台，驻扎半个团的顽军兵力；在坑口、村头、长涧源、车盘坑之间，每隔三、四里筑一碉堡，形成一道封锁线。为断绝群众与红军游击队的联系，颁布“连坐法”令，即一家通“匪”，十家连坐，全部杀光；每天查户口，按人供盐。在国民党第一次军事围攻中，隐蔽在崇安浆溪大山里的马列主义研究班和通讯队遭到袭击，教育长卢懋居等人被捕，闽北特委书记李纲等人被困，建松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为了保存党的有生力量，省委机关和闽北特委机关撤离坑口岭头山，经温林关、五府岗、坪溪仔迁移到上饶县禹溪乡金竹排村。之后，又迁到猪母岗、邵武二都大禾山村樟树源。1941年10月省委在建阳牛栏前召开会议，总结第一次反围攻的经验教训，突出合法斗争与武装斗争相结合。
1942年初，国民党反动当局趁江西黎川，邵武边境大刀会暴动和江西省保安团在黎川兵变之机，以镇压为名，组织国民党顽固派1个团又1个营的兵力，第二次围攻福建省委机关所在地，重点在邵武、光泽一带。邵武中心县委书记方梓生在光泽霞洋被捕，许多干部群众惨遭杀害。5 月，省委机关转到建阳书坊太阳山。
1943年4月，国民党顽固派组织第三次军事围攻，调动20个团、2万余众的兵力，对闽北游击队进行大举围攻，颁布了“为匪者杀，通匪者杀，窝匪者杀，济匪者杀”等29条格杀令。建阳书坊太阳山，仅短短的3个月时间里，就有34个村庄，70个笋厂被夷为平地，5000余亩山林被毁成光山秃岭，驻书坊南门丁厝的顺阳县委及贵溪、饶坝、东游3个区的区、乡干部被杀殆尽。在书坊一天就杀我干群12人。政和县的东平被杀了600多人，被杀绝的达200多户。崇安坑口1941年1月至1944年1月的三次军事围攻中，原有3900多人，被国民党杀害或饿死者就达2900多人；原有自然村66个，被烧毁37个；原有房屋4345间，被烧毁3655间。因此，中共福建省委机关于1943年9月至12月，陆续南迁到闽中特委机关驻地永泰青溪村（1944年5月迁至德化坂里，以后迁到闽候尚干等地）。省委所有这些活动，都传达贯彻了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等方针政策，制定了“背靠农村，面向城市”、“利用敌人，打击敌人”、“隐蔽精干”、“合法斗争与武装斗争相结合”等原则，从思想上、组织上作了应付突然事变的充分准备。
中共福建省委南迁后，闽北特委、建松政中心县委、闽江特委等党组织，领导各地军民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军事大围攻，迅速投入重建家园，恢复地区的工作，并根据省委1944年1月和9月，先后发出的《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关于新的形势与新的任务的指示》精神，在积极准备反对顽固派新的进攻的同时，努力发展地区，扩大党的影响，取得显著成绩。闽浙边游击区、建松政游击区、南古瓯游击区、南沙尤游击区等都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游击区由原来的崇安、建阳、浦城、邵武、光泽、松溪、政和、水吉等县，扩展到上饶、广丰、铅山、庆元、龙泉和南平、古田、建瓯、屏南、寿宁、沙县、尤溪、顺昌等20余县，地区范围扩大了一倍，与福建全省（闽西除外）联成一个整体。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玩弄“和平阴谋，积极筹备内战”的花招，妄图独占胜利果实，悍然撕毁停战协议（即1945年10月10日《国共代表会谈纪要》，也称“双十协定”），挑起了内战。1946年11月至1947年1月，中共福建省委在南平村头黄连坡召开党员代表会议，传达党的“七大”文件和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精神。着重总结抗日战争以来九年斗争的经验，更改“中共福建省委”为“中共闽浙赣区党委”，曾镜冰当选为书记，作出了《关于发动爱国游击战争的决定》和《关于加强城市工作的决定》，撤销闽江工委，正式成立闽浙赣区党委城市工作部（部长庄征），扩大城市爱国主义统一战线。布置各级党组织继续开展反抽丁、反征粮与减租减息的斗争，广泛发动群众，除恶分粮，开展群众性的爱国游击战争。1947年11月，“中共闽浙赣区党委”改为“中共闽浙赣省委”。1948年1月，闽浙赣省委从闽侯尚干迁至南平大凤东门，以及明洋、岩溪、桃坪等地。当年4月，省委在明洋杜嵩岭村李家祠召开扩党练干会议，通过了《为发动农民扩党练干的决议》，提出群众性爱国游击战争的任务。闽北各级党组织领导的闽北游击区（以崇安为中心，包括浦城、建阳、邵武以及江西上饶禹溪的大片地区。王文波任书记兼纵队司令）；闽东北游击区（亦称南古瓯，书记左丰美，副书记刘捷生）；闽浙边游击区（包括政和、浦城、松溪以及浙江的龙泉、庆元等地的边界。陈贵芳任书记，张翼任副书记）；闽赣边游击区（包括南平、尤溪、沙县、将乐、泰宁等县边界。书记王一平。后改为闽赣边地委，书记兼纵队司令员林志群）等，得到了大大的巩固和发展。
1948年，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为了迎接全国解放，中共闽浙赣省委1949年1月提出了开展武装斗争，消灭敌人，解放人民的中心任务。2月，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在南平上溪村把所属各游击武装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闽浙赣边游击纵队。纵队司令兼政委曾镜冰、副政委左丰美、副司令兼参谋长陈贵芳、政治部主任黄扆禹。2月6日，省委机关同纵队主力400多人，从南平大凤上溪营地出发，途中奇袭了峡阳镇，又在顺昌岚下痛歼尾随之敌。3月中旬到达江西省资溪县白沙坑村。5月5日，纵队主力在贵溪县南郊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四兵团十三军十七师一一零团会师。与此同时，闽北各游击区的游击队，也采取相应行动，加大打击当地反动武装力度，各县游击队广泛出击，造成了强大的声势，为解放大军进军福建打开了大门。
1949年5－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的四十四、四十五师追击残敌入闽，在各地游击队的密切配合下，闽北各县先后解放，闽北人民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中共闽浙赣省委机关迁驻建瓯。6月下旬，以张鼎丞为首的中共福建省委开始主持福建工作。中共闽浙赣省委的历史使命宣告完成。闽北解放初期，进军福建的有5路大军，即二野五兵团、三野十兵团、地下游击队、南下干部、南下服务团。闽北成为向福建纵深进军的前哨阵地和后方基地，大力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全福建。
在长达二十多年的革命斗争中，闽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为争取人民的民主自由，为革命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据不完全统计，全区被国民党反动派毁灭的村庄1122个，被杀害群众37900人，被灭绝17245户，被烧毁房屋63900间，荒芜土地20151亩。崇安县土地革命时，总人口有14.4万多人，到解放时仅剩下6.9万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方志敏、彭德怀、栗裕、罗炳辉、谭震林、滕代远、叶飞、曾镜冰、肖克、肖劲光、陈丕显等老一辈革命家都在闽北留下了革命足迹。闽北人民也创造和积累了许多极其宝贵的革命优良传统。陈丕显同志在《闽北革命史》序言中说，闽北人民这种百折不挠，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的精神，这种对党、对革命、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忠贞不渝的思想品德，以及对共产主义理想的美好追求，正是闽北革命“红旗不倒”的决定性原因。老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老区是共和国的摇篮，共和国就是从这里走来。闽北革命斗争的无数事实说明，有了马列主义的思想武装，才有了党的组织；有了党的领导，才有了人民的武装；有了人民的军队，才有了人民的政权。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许多当年在闽北战斗过的老前辈、老领导、老同志，在回忆当年斗争的情况时，都说：红军战士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下，既要随时同敌人打仗，又要战胜饥寒、死亡的威胁，大家靠得是什么？就是“靠党、靠山、靠群众”。靠党，就是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黄道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他仍然孜孜不倦地坚持学习，大安村对面山边有个亭子，就是当年黄道等领导读书的地方，他们经常在那里读马列主义、讲哲学道理，学文化知识。靠山，就是依靠山区老区，分散隐蔽，有生活供给，进可攻退可守，勇敢战斗，不怕牺牲，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靠群众，就是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闽北当年有这样一句行动准则：“要想群众把我们当儿子来爱护，首先应把群众当父母来孝敬。”和群众的关系，是心连心，鱼水情。要是脱离群众，不要说打仗不能胜，就是自已的生命也难保。因此，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宁可自已吃草根、啃树皮，也不能增加群众的负担；打土豪打出来的粮食、盐巴，首先分给群众；宁可自已以茅草、竹叶御寒，也要把棉衣让给群众穿着；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用自已的生命换取群众的安全，减少群众的损失，自觉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党员干部支持群众，群众也信赖党员干部。黄道同志1939年5 月，时任新四军南昌办事处主任，中共东南分局委员兼宣传部长、统战部长，江西省委书记，在赴新四军总部途中，于江西铅山河口镇被害，闽北苏区人民闻讯赶到河口，把灵柩运到崇安村头长涧源埋葬。后来敌人在第一次军事围攻坑口时，为了恐吓群众，丧心病狂地把黄道的坟墓挖开，破棺鞭尸刈首。但是，坑口苏区人民不被吓倒，他们又重新收殓，隆重安葬，群众所表现出的深厚革命情谊是无法言喻的。归纳起来，就是坚定信念，热爱祖国；实事求是，依靠群众；团结战斗，开拓创新；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无私奉献，服务人民。这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必须发扬光大。
解放后，党和国家对老区给予了亲切的关怀和大力的支持，派出了慰问团进行慰问，帮助医治战争创伤，实行民主建政，土地改革。中共建阳、南平地委和专员公署都建立了老区建设委员会，帮助老区人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1956年10月起，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曾先后四次到闽北视察。1957年8月他亲笔为闽北革命烈士纪念碑题词：“革命先烈，永垂不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福建省委和建阳、南平地、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平反冤假错案，评定革命老区乡村、革命“五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挖掘、征集、研究、整理、编写、出版中共闽北地方史——《闽北革命史》、《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闽北册）》、《中共建阳地区组织史》、《闽北革命老区》等史书，建立闽北革命历史纪念馆，修缮各县（市）革命烈士陵园，矗立革命烈士纪念碑、纪念亭，修复革命遗址和遗迹，大力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弘扬革命优良传统，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抢抓机遇，科学发展，进行社会主义全面小康建设，农村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经济向专业化、商品化和现代化转化，农民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得到保障，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城市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社会事业迅速发展。全市上下呈现出经济快速发展，政治安定团结，文化繁荣发展，社会稳定和谐，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
我们完全相信，在党中央和省、市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各级党组织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和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以及省委“四求先行”（解放思想、以人为本、好字当头、持续运作）的要求，深入开展群众性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海西绿色腹地的经济社会建设，一定会更好更快地发展，南平人民的生活，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郑长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