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学习教育｜南平延平：闽江地下航线红色故事

位于延平区南山镇吉溪村的中共闽浙赣省委闽江地下航线纪念碑。

位于闽江上游的延平区南山镇吉溪村公园内，坐落着一座中共闽浙赣省委闽江地下航线纪念碑及其陈列室，是纪念革命战争年代老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利用航船等水上交通工具，通过闽江地下航线运送武器、枪支、弹药、电台、书刊、文件，传递情报和护送干部等，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现为南平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59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制作的影片《地下航线》，就是以吉溪地下航线为背景，介绍解放战争时期，我党地下党员与敌人斗智斗勇，根据党的指示，在闽江这条福建省境内重要的经济动脉上，秘密进行地下活动，把我方急需的武器、弹药、电台、药品等偷偷地运往游击队根据地，开辟了运送武器和物资的地下航线的故事。该纪念馆旁边，还有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主题馆，可供人一并参观。

（一）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平已建立陆上地下交通站，为开辟地下航线提供良好基础

当年，中共福建省委（1947年1月改为中共闽浙赣区委员会，同年9月改为中共闽浙赣省委）决定在延平开辟闽江地下航线，有两个因素。

首先，抗战时期，随着以延平为中心的闽江流域城市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加强地区间的信息传送工作变得迫在眉睫。1941年底，中共福建省委为了加强南平与建阳、崇安（现武夷山市）等基本地区间的联系，便派苏华、粘文华深入到汽车运输工人中去，在他们中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建立秘密联络点、交通站，开辟了延平、建阳、邵武之间的秘密交通线。当时，仅延平一地，就有南平运输公司、南平汽车站、中南保险公司、河东（今马站）粮食仓库、贸易公司、欧约翰诊所等单位的许多员工成了秘密交通员。他们的任务：一是传达上级指示和上报基层组织得到的情报，有的机密度高的文件不能携带，必须熟背原文，口头传达。二是护送地下工作人员。当时，省委派到基层和基层前往省委的地下工作人员往来频繁，福州和延平等城市还经常选派青年知识分子上山培训学习，交通员必须确保道路的畅通和这些同志往来的安全。三是为省委机关购买、输送物资，如药品、军需用品和生活用品，尤其是电台所需的电池、石英及零件。

当年，省委决定在延平开辟闽江地下航线，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凤山游击区的恢复和吉溪交通站的设立，为当年开辟闽江地下航线建立了根基。南平凤山（现延平区南山镇）地区是南古瓯游击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黄立贵、饶守坤、王助等就经常带领红军活动在这一区域。1943年至1944年间，中共古田工委派地下交通员陈红弟以做木工活为掩护，深入到凤山地区开展工作。随后，古田工委、闽东特委根据陈红弟提供的情况，由张翼、黄扆禹带武工队到延平恢复凤山地区的工作，并逐步向闽西北发展。

1945年4月，叶明根、江作宇二人以探亲访友和买笋干的名义，来到比东门村更偏僻的上明洋村，同这里的村民拉家常、认宗亲（这里的村民大多由古田迁入）、谈形势，向他们灌输革命道理，在上明洋建立了据点。不久后，中共福建省委基本地区工作委员会书记左丰美等率领一支40多人的游击队来到上明洋九坑仔山上搭棚驻扎，一边学习、训练，一边在周围村庄展开抗日救亡工作，建立了抗日反顽据点。

凤山游击区恢复后，中共福建省委认为，该区群众基础稳固，又靠近闽江，是南古瓯游击根据地人员经由闽江进出延平的必经之地，地理条件优越，应当在那里建立比较稳固的据点。1945年5月，驻南古瓯边界地区的武工队一行20余人，在黄扆禹、张翼的率领下来到东门村，以找工作为借口，进行秘密活动。他们先吸收黄世诸为中共党员，然后再慢慢影响其他人，把东门村建成南古瓯游击区的坚固堡垒。随后，便以东门村为中心向四边发展，选好地点建立交通站。

紧靠闽江边上的吉溪村，是南古瓯游击区通往外界的必经之地，有条件良好的水陆码头，上可通往延平城和闽西北、南尤沙地区，下可到达福州城和闽中、闽南地区，是设立地下交通据点的理想之地。于是，党组织便把开辟吉溪地下秘密通道的任务交给了叶明根。叶明根动员吉溪的刘景茂参加革命，结果没几句话就把他给说动了。因为刘景茂当年就是向往革命的青年，如今红军找上门，岂有不参加之理。当下，刘景茂便随叶明根来到东门村见黄扆禹。黄见刘诚实可靠，便决定由刘景茂在吉溪设立地下交通站，首个任务就是将20多位武工队员送到闽江对岸。

武工队上岸后，在刘景茂的带领下，直奔夏道镇的桔树后村而去。桔树后村有40来户人家，其中有刘景茂的好朋友魏寿生。魏寿生把他们带到火仔峡山上的一座草棚里隐蔽。黄扆禹向刘、魏两位同志表示了真诚的感谢，并说明了在吉溪、夏道之间建立地下航线的重要性，希望他们能够勇敢地承担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他们非常爽快地应承了。在刘景茂的安排下，夏道由魏寿生负责，吉溪由他的堂兄刘景铨、刘景沅负责。他们信守诺言，凡有地下工作者需要帮忙的，都会倾力相助。再加上东门的张植生舅舅江锡进也是吉溪的摆渡工，在他家又设了个交通站，这样，吉溪就成了我方人员进出外地的通途。

（二）在延平区域内形成了一个系统的闽江水上秘密交通网，有力保障了“地下航线”安全运行

延平群众以满腔革命热情投身闽江地下航线工作，在延平区域内构建了一个系统的闽江水上秘密交通网。

当时，南古瓯游击根据地地处福州与延平之间的闽江北岸，与外界尤其是与福州、延平的水路联系十分频繁。1945年夏天，国民党反动当局派出大量宪兵、警察、稽查和特务，对闽江两岸的各个港口、码头，乃至每条船进行盘查，并扬言不让一粒米、一颗盐、一只鸟、一片纸进入闽北游击区。为突破敌人的封锁，保证党的交通联络工作在闽江流域畅行，中共闽浙赣省委决定加强闽江沿岸工作，先后指派省委委员苏华在福州潭尾街42号的“同和锡箔”杂货行设立省委地下交通站，并通过省委交通员张章淦，以闽江轮船航运公司（以下简称为“闽轮公司”）为依托，在闽轮公司修造厂和公司所属的客、货轮上发展一批党员。该公司是一家由官僚资本控制的航运企业，拥有闽江上游7个公司的56艘小火轮和一家修造厂，有员工近千人。1945年7月，张章淦利用其叔父张依佃在闽轮公司修造厂当工人之便，将与张依佃同住一个宿舍的车工梁宝通发展入党。同年冬，省委派交通员陈德义接替张章淦工作。陈德义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和考察，又发展了梁宝通的徒弟和在闽轮公司客、货轮上工作的伊立惠、陈梅惠、姚连香3位进步青年入党，连陈德义在内共有6位党员。1946年4月，经上级组织批准，中共闽轮公司支部成立。同年5月，又建立起了台江码头粪船队党支部。这些支部党员大多在航行于福州至延平间的客轮、货轮上担任司机、副机、助机和水手等职务，十分有利于完成秘密的交通运输任务。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入党前就已经为中共地下党工作，入党后，更是在支部和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充分发挥个人智慧，利用闽轮公司的“青岛号”“贵州号”“绥远号”“前进号”等轮船、粪船，向反动派展开一系列秘密和公开的斗争，在闽江上下游成功开辟了一条安全、可靠、迅速、方便的“地下航线”，护送往来的革命同志和群众，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

当时，国民党地方当局在沿江码头、路口处处设卡，并派水警、稽查严密防守，时不时上船检查、盘问过往旅客，中共地下工作者尤其是带有枪支弹药的游击队员，是很难过关的。闽轮支部根据组织安排，常常承担护送任务。如先后在“开封号”“青岛号”客轮上工作的共产党员伊立惠就多次担任护送省委领导人的任务。一次，黄扆禹从福州来南古瓯根据地，一上船就睡在机舱内伊立惠的床上，等船到了夏道码头，才由地下人员接往根据地。1947年冬，中共闽浙赣区委书记曾镜冰也是在伊立惠的掩护下，乘“青岛号”客轮从福州平安到达夏道的。

地下航线不仅运送军需物品，而且支援武装斗争。解放战争期间，中共南古瓯游击区不断得到补充的通信器材、武器弹药，绝大部分都是依靠地下航线的支持。1947年10月，闽浙赣区党委城工部副部长李铁从福州来南山镇东门村，随带拆散的打字机、油印机各一部，先是通过地下航线到达延平长沙饭店杨帼英交通站，然后再转送到东门村。同年冬，黄扆禹的哥哥在上海搞到一部电台，交通员就将电台藏在行李卷中交给“青岛号”客轮上的中共党员伊立惠，然后再让其送到南古瓯游击队手中。1948年6至7月，“西藏号”货轮上的中共党员陈梅惠，又把电台配套用的一个15瓦新马达运到了延平。

地下航线还建立秘密码头，供“地下船只”临时停靠。1946年，随着省委指挥系统的逐步转移，闽江上秘密交通运输任务不断加重，急需建立一个可供“地下航线”船只直接停靠的秘密码头。经多方研究，最后在夏道村河边的大樟树下建立了秘密码头。

随着闽江“地下航线”开通和革命形势的发展，1948年1月，中共闽浙赣省委机关迁至凤山（今延平区南山镇）东门村，恢复发展南古瓯革命根据地，并领导闽浙赣辖区各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扩党练干，“除恶分粮”。

为方便闽江两岸党组织和游击队的相互联络，闽轮公司党支部在延平老区人民的配合支持下，还在延平闽江两岸的香山、岳溪、茶洋、葫芦山、金沙、吉溪、夏道、十里庵、塔下、延福门码头等地设立了“地下航线”的交通接应点和“小渡船”流动站，在闽江上下游形成了一个系统的水上秘密交通网络，有力保障了“地下航线”的安全运行，支援了闽中、闽北游击革命斗争。

在完成“地下航线”交通运输任务中，延平凤山地区特别是吉溪村和东门村的地下党、贫农团和革命群众起了极为重要的配合接转作用。

吉溪村位于凤山镇吉溪河出口处的闽江畔，是直接通往南古瓯根据地最近、最可靠的口岸，在附近沿江码头或秘密停靠点下船的人员和物资也大多数由吉溪村进出，尤其是省委机关迁凤山镇后，吉溪真正成了“地下航线”的终点站。

为了使福州到吉溪、夏道一带下船的人员和物资能够及时、秘密、安全地转送到南古瓯根据地和省委机关，福建省委1945年就通过东门张植生和吉溪刘景茂的关系，在吉溪村及对岸夏道桔树后村建立了联络据点。后又通过张植生与吴水生的亲戚关系，在吉溪对岸夏道村设立了秘密联络站和可供船只直接停靠的秘密码头。为搞好地下航线航船与吉溪周边各联络站点、码头之间交通运输工作的衔接配合，1946年下半年，张植生还受党组织的派遣到福州，配合闽轮公司党支部负责南平至福州间“地下航线”交通运输工作。客、货轮从福州送往南古瓯根据地的大多数人员和货物到吉溪、夏道一带下船后，都是由东门、吉溪一带地下党组织游击队、贫农团和革命群众到码头或江中转接至东门、明洋、芹山、岩溪、村尾等革命根据点或省委机关驻地。1947年5月，省委书记曾镜冰从福州乘船来南古瓯根据地，到夏道下船后，在夏道丁南济秘密联络站过夜，第二天就是由东门村地下党员黄世诸去夏道接送到东门的。

1948年8月的一天，吉溪村刘景茂接到苏华通知，有15位青年学生要从福州乘船到吉溪下船，然后到省委机关驻地。刘景茂接到通知后，立即召集了杨金有、陈明章、林金海等人，专门组织了一个接应小组，分别负责警戒、带路和食宿接待工作，由刘景茂负责连夜掌灯将他们送往省委机关驻地桃坪。为完成“地下航线”船上人员、物资的接转任务，吉溪村地下党组织还从贫农团内抽调了范章安、林发兴、蒋光荣、刘景沅等几位懂水性、会撑船的人组成一个夜间运输队（白天目标大，容易暴露）专门负责接转“地下航线”船只在吉溪、夏道一带下船的人员、物资。该运输队不仅不辞辛苦在夜间摸黑搞运输，而且还要到离村庄较远的江中心去接运人员、物资（因吉溪河畔没有可供船只停靠的码头，到吉溪下船的人员、物资只能用小木板船划到江中心接应）。

正是由于他们的辛勤和努力，才使闽江地下航线从船上到船下、从水下到陆上形成一条秘密可靠的安全链，保证了闽江“地下航线”交通运输任务一次次顺利完成。

（文图由延平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