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理学”之历史地位(下)

2018-01-04 11:16 来源: 闽北日报  作者:林克敏

     3、领袖推重。

    青年毛泽东在“五四”时期,就认真研读了朱熹书籍,评点《四书集注》,对朱熹主张抗金图存、恢复中原的爱国思想甚为赞扬、敬佩。1938年,他在所著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可以说,在中国革命斗争中,把以儒学(包括朱子理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也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来源之一。

    1959年9月,当时的毛泽东主席邀请了张治中将军一起到上海等地视察,途中谈到朱熹著的《楚辞集注》,说:“这是好书”。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为恢复中日邦交应邀来中国访问,毛泽东主席与他会谈之后,赠送他一部书,就是朱熹的《楚辞集注》。

    2006年6月9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引用朱熹《春日》诗的“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的诗句,来表述培养中青年领导干部“要人才辈出”。2008年5月1日,江泽民同志考察武夷山,欣然赋诗《武夷感怀》,诗中以“笙诗”借喻朱熹,并精辟地指出朱熹思想的精髓。

    2014年1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讲话,引用了朱熹《论语集注》中“一心可以兴邦,一心可以丧邦,只在公私之间尔”的注释,说明中国共产党是“立党为公”的政党,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将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的安危放在第一位,要为百姓谋福祉,提高执政党的公信力,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同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也引用了朱熹《春日》诗中“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的诗句,表明党中央对文艺工作和文艺工作者寄予厚望,创造出更好更多的文艺精品,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习总书记还赞赏朱熹任漳州知府时为白云岩书院写过一副对联:“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门庭开豁,江山常在掌中看。”对联体现朱熹心系社稷、胸怀全局、敢于担当的境界追求。

    4、传播海外。

    传承、发展孔孟儒学的“朱子理学”,不仅是近代中国的国学,而且是东方文化的象征,是世界性学说。从12世纪末开始,跨出国门,传播海外,对世界许多国家的文明、进步、发展起过一定的启迪和推动作用。

    一是传播东亚、东南亚。

    在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朱子理学”由来华日僧、学者传入日本。14世纪深入宫廷,宣扬朱熹《四书集注》的伦理纲常及治国理念。从17到19世纪,把朱子学奉为官学,直到1868年明治维新后退出统治地位。但朱熹的经世致用、格物穷理思想,对促进日本现代化有一定作用。

    传入朝鲜是从民间开始,13世纪初,朱熹曾孙朱潜弃官浮海而东,到朝鲜建书院讲解朱子学。13世纪末,官方正式引入孔孟儒学和“朱子理学”,宣扬伦理道德,经邦治国。14世纪李氏王朝,儒道理学昌盛,成为国学、国教和正统思想。到了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朱子学衰落。但在二战后,建立了韩国,又恢复了朱子学的研究与传播。

    13世纪中叶,“朱子理学”开始传入越南,陈朝建立国学院,教“四书五经”,读朱子之书,推崇儒道理学。从15世纪的黎朝到19世纪的阮朝,均尊孔崇朱,办学兴教,讲伦理道德,把朱子学作为治国的政治思想。19世纪末,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后,朱子学也走向衰落。但“朱子理学”所倡导的爱国主义、道德修养的儒家精神一直传承至今。

    19世纪以后,“朱子理学”在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的传播,主要是我国东南沿海的华人为谋生而移居东南亚各国,创办华人学校,带去儒家文化,尤其是宣扬朱子学的伦理道德影响深远。

    二是影响欧美。

    对于16至18世纪的欧美启蒙运动和近代化,“朱子理学”亦发生过作用。

    16世纪,“朱子理学”由来华传教士和中国留欧学生介绍到欧洲,对法国启蒙思想家笛卡尔、培尔、马勒伯郎士、孟德斯鸠、伏尔泰、狄罗德等产生了深刻影响。他们都曾研究过朱子学,充实和丰富自己的理论思想,认为朱熹提出的理,是“理性、秩序、智慧和正义”,是“永恒的存在”,是“探索宇宙起源”,是“彻底的无神论”等,推动反对神学,提倡科学文明。又以朱子学的“民本”、“仁主于爱”的思想,促进法国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思潮。

    16世纪下半叶,通过传教士,“朱子理学”传入德国,推动了德国的学术和科学的发展。著名的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莱布尼茨,开创了德国古典思辨哲学,其中吸收了朱子学关于“理”、“道”、“太极”以及宇宙、自然的观念。并且通过研究朱熹的《周易本义》,从“一圆生两仪,两仪生四象”的观点受到启示,悟出了“二进制”,发表了《二进制计算的阐述》,为现代数理逻辑和计算机科学的形成、发展奠定了最初理论。

    16世纪末,通过耶稣会士将“朱子理学”传入英国,被启蒙思想家用来构建“全球意识”、“世界公民”学说,宣扬朱熹的“仁爱忠孝”、“伦理道德”、“天人哲学”、“治国之道”等思想。进入20世纪,英国近代科技史专家李约瑟,高度评价朱熹与朱子学:“最现代化的欧洲自然科学理论基础,应归功于庄周、周敦颐、朱熹等人”。(庄周,即庄子)说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自然科学家”,“中国历史上最高的综合思想家”,“代表着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最高峰”。

    “朱子理学”传入美国比欧洲晚两个世纪,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初期,由传教士翻译了儒学与朱子学,使儒道理学成为美国启蒙运动和近代文明的重要源泉之一。启蒙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富兰克林,崇尚孔子、朱熹的以德治国思想。政论家、启蒙学者潘恩,运用理性道德抨击基督教权威。政治家、思想家杰斐逊(美国第三任总统),推崇朱子学的重农思想,认为中国有灿烂的农业文明。

    1975年,美国的尤里达教授,在《美国物理学》刊物发表了《中国古代的物理学和自然观》论文,指出:“现今的科学大厦不是西方的独有成果和财富,也不仅仅是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哥白尼和牛顿的财产——其中也有老子、邹衍、沈括和朱熹的功劳”。(邹衍是战国末哲学家)

    三是国际尊崇。1999年,国际古迹理事会在研究武夷山是否符合世界文化遗产条件时,西方专家找到了与“朱子理学”相对应的英文名称——后孔子主义。当年12月1日,世界遗产委员会将武夷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并评价说:“武夷山是后孔子主义的摇篮,作为一种学说,后孔子主义在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占统治地位曾达很多世纪,并在哲学和政治方面影响了世界很大一部分。”可见,“朱子理学”在国际上得到承认,朱熹思想传播世界,为人类文明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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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姚心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