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风道雨下的古代中国与儒学

2018-08-09 08:55:25 来源: 大武夷新闻网 作者:

理学是在社会动乱、伦理失序、儒学根基动摇的情况下对孔孟儒学的重建。北宋以来,佛学中国化、道家上层化的趋势不断加强,儒学一度式微。此时,河南洛学开始兴盛,为复兴儒学开了先河。北宋灭亡后,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理学入闽,经杨时、罗从彦和李侗的倡导以及受浙东、湖湘等学派的影响,朱子集理学大成,并弘扬兴盛,闽北更是成为朱子理学的摇篮。

一、佛老中国化与儒学南迁

汉帝国崩溃后,中原地区出现了近四个世纪的大动荡、大组合,战争频繁,人口剧减,百姓流离失所,中国自西周以来延续的宗法制度遭到严重破坏,各少数民族政权或汉化了的少数民族统治者都有着自己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信仰系统,入主中原后,他们对儒学采取抵制或观望的态度。这种政治、经济和精神上的危机,导致对现实高度观注的儒学失去了继续发展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而佛学则由于关注人们的精神归属问题,反而在中国大地上站稳脚跟。

1、社会思潮风云激荡与儒、释、道的三足鼎立

春秋战国时期,儒学是诸子百家之一。到了汉武帝时代,儒学在政治上虽然获得“独尊”的地位,但在学术思想体系上却是被“神化”了。汉明帝时,儒学得到进一步发展,但在学理上却朝神秘化迈出一大步。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在中国思想史上只能作为一种过度状态,儒学的哲学化并没有完成。隋唐时期,朝廷虽然行科举,但帝王崇尚佛老。李唐皇室尊崇道教,尊老子为其始祖。武则天曾诏曰:“释教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由于朝廷对道、释的推崇,儒学的地位渐渐衰弱,儒者私塾讲学的“精舍”一词也一度被佛教占用,儒学夹杂于道、佛二教的缝隙中艰难生存,甚至成为佛老学说的“注释材料”。三教并立,儒学之风不振,成为三国至唐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主要格局。

2、儒学复兴的号召与政治、学术、中心南移

唐中期以后,士大夫阶层中的有志之士深切地感受到儒学边缘化的趋势,发出了“复兴儒学”的号召。唐代文学家韩愈写了《原道》,提出了儒家道统说,即儒家传道的脉络和系统,这为儒学的复兴树立了旗帜。宋初胡瑗、孙复、石介同倡“以仁义礼乐为学”,开创宋代理学的先声。继而周敦颐、程颢和程颐、张载、邵雍确立儒学的新形式——理学,且“濂学”、“洛学”、“关学”等学说的形成为南宋理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南宋建立后,国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随之南移。福建由于地处东南沿海,是宋王朝的后方基地,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相对稳定,成为中原文化转移的重心。闽北地处闽、浙、赣三省交界,是当时福建沟通中原经济的重要通道和文化交流走廊,建宁府的茶叶、瓷器、造纸、印刷都进入深度开发时期,这些都为承接中原文化南移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理学入闽,薪火相传

周敦颐、程颢和程颐、张载分别创立了“濂学”、“洛学”、“关学”,使理学在北宋进入初步发展的阶段。但由于北方战乱不休,导致他们无法继续完成承接儒家“道统”的历史使命,而此时的福建学者借文化重心南移的契机,承担起复兴儒学的重任。

1、薪火相传中的“延平四贤”

宋元丰四年(1081),游酢已成为程门入室弟子,他携杨时北上拜师程颢为师,两人学成南归之时,师生依依惜别,程老夫子看着两人远去的背影,满怀信心地说:“吾道南矣!”意指儒家的“道统”可以传到南方去了。

游酢、杨时归闽,倡道东南。罗从彦听说杨时得二程理学之传,于是到千里之外的浙江萧山拜师。杨时十分器重罗从彦,认为千名弟子中,只有他能与其谈论儒家“道统”。与罗从彦同乡的李侗,得知罗从彦得杨时之学,也慕名前往拜师,师生二人志趣相投。二程理学经杨时、游酢孜孜传承,程颢理学南传的寄望变成现实。根据三人的祖籍,世人称为“南剑三先生”,逐渐形成道南学派。朱子的老师中,以李侗对他教育影响最大。朱子得以逐渐从沉迷佛老之学转向儒学为宗的理学。后人又把“南剑三先生”与朱子并称为“延平四贤”。

2、“道南理窟”中的理学积聚

从地域来讲,武夷山地区涵括了崇安、建阳、建瓯、浦城等地,是福建理学道南一脉的落脚地和发祥地,展现出了理学思想和地域文化的融合。

首先,武夷山地区是理学家荟萃之地。五夫的“武夷三先生”(刘子翚、刘勉之、胡宪)都是当时理学大家,信奉“二程”,各有所长。他们开办书院,聚众讲学,培养出朱子、刘珙等一代理学大家。李侗是罗从彦的弟子,是道南一脉的传承人,继承了道南学说,并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学术体系。朱子一生除了九年外出为官,50多年都在闽北生活,在闽北地区创立书院,授徒讲学,著书立说。朱子去世后,诸多学者和朱子门生在武夷山坚守理学,传道授业。自宋至清,在此结庐读书讲学的名儒、理学家有90多位。

其次,武夷山地区为理学的积淀、碰撞、升华提供了舞台。以朱子为代表的理学家,承接了道南一脉,落地于武夷圣地创办书院,开展讲学、论道、授徒、著述活动。武夷山碧水丹山、景色宜人,又是佛、道两家的圣地。儒、释、道三家在此和谐共处,辩论义理,思想碰撞,促进了各种不同学说和思想的融合。

清乾隆年间,福建陆路提督马负书游览武夷山,题写了“道南理窟”四字。源于泰山,崛起洛阳,集聚于武夷,这是理学传承的路线。“道南理窟”既是赞誉以武夷山为腹地的闽北地区是理学南传和复兴的圣地,也是中国文化南移,并得到发展的重要表征。

(摘自《朱子文化简明读本》福建教育出版社 黄靓 整理)

[责任编辑:姚心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