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的武夷贡茶

2019-10-21 10:34:59 来源: 大武夷新闻网 作者:王德仁

中国茶,兴于唐,盛于宋。然而,茶的盛衰之地,往往又取决于国的兴亡之运。因此,国兴茶荣,国弱茶衰,成了中国茶历史的起伏过程,也是中国茶文化发展的重要景象。

唐之兴,紫笋为贡茶,产地在顾渚与西蜀蒙山,诗人刘禹锡曾作《西山兰若试茶歌》:“何况蒙山顾渚春,白泥赤印走风尘”,描写唐代贡茶的情况。北宋初,朝廷将顾渚贡茶生产南移到建州凤凰山,称“北苑贡茶”,在此设漕司行衙,派漕臣督造北苑御茶,使北苑茶兴盛长达三百多年。元代时,又将贡茶生产移到武夷山,造就了武夷岩茶的繁荣。

如你乘竹筏游武夷山的九曲溪,在五曲接壤四曲溪南,就是武夷山茶叶研究所的名丛、单丛标本园,立有石碑为记。上岸走去,园外远远就见两棵枫树耸立,秋冬两季满树红叶,仿佛是一对“照天红烛”。 石砌的园门口,醒目题刻“御茶园” 三个大字。茶园为元、明两代官府督制贡茶的地方。

元代至元十六年(1276) ,浙江省章高兴路过武夷山,监制“石乳”茶数斤进献宫廷,深得元帝赏识。于是,章高兴命崇安县令亲自监制贡茶,“岁贡二十斤,采摘户凡八十”。大德五年(1301) ,任邵武路总管就是章高兴的儿子,亲到武夷山制贡茶。第二年(1302) ,他就在四曲溪畔设立了皇家贡焙局,遂称为“御茶园”。

清董天工《武夷山志》与《浦城县志》中都记载:“后至元(1336)庚辰春,浦城达鲁花赤孛罗同崇安邑吏林锡翁,奉上司命造茶。”今石刻仍在武夷四曲之“题诗岩”。达鲁花由成吉思汗设立,在蒙语里是掌印人,即掌握地方行政和军事实权,是地方各级的最高长官。孛罗是蒙族皇族人,他同崇安邑吏林锡翁监造贡茶中以皇家身分领监制贡茶。“建郡深瓯吴地远,金山佳水楚江赊”元耶律楚材早就爱好闽北的建溪茶,作有《西域从王君玉乞茶因其韵七首》(选二):

积年不啜建溪茶,心窍黄尘塞五车。

碧玉瓯中思雪浪,黄金碾畔忆雪芽。

卢仝七碗诗难得,谂老三瓯梦亦赊。

敢乞君侯分数饼,暂教清兴绕烟霞。

耶律楚材 ,契丹族,蒙古帝国时期的政治家,先后辅弼成吉思汗父子三十余年,担任中书令14年之久 。正是他提出以儒家治国之道的施政方略,为蒙古帝国的发展和元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从茶诗可见,贡茶送到京城,上深受皇亲诸王的喜爱,外得到权贵要臣的青睐。

“御茶园”初建时,布局恢宏,前有仁风门,后有拜发殿、清神堂、思敬亭、碧云桥,附近还设有更衣台等建筑。所有门、殿、堂、亭均取名于茶艺或誉茶之语。据浦城县修志办原主任余奎元在2004年所著《南浦笔话·武夷岩茶五题》一文中,详细描写了“采茶喊山” 的场景。至顺三年(1332)建宁总管暗都刺又在通仙畔筑一高台,名为“喊山台”。每年“惊蛰”,崇安县令都率领县吏到喊山台致祭。其祭文称:“惟神,默运转机,地钟和气,物产灵芽,先春特异;石乳流香,龙团佳味;贡于天子,万年无替;资尔神功,用伸常繁。”祭礼完毕,鸣锣击鼓,同声高喊:“茶发芽,茶发芽!”据传,喊山同时,茶园的一口井水,遂满溢而上,故山泉称为“喊泉”,井泉称为“呼来泉”,井名通仙井。虽然茶园建筑物从明朝中期后即已圮废,但井、泉犹在,井仍涌泉,泉水仍清冽可口。遗址上现建有御茶园茶楼。而喊山采茶的习俗传承至今,从此喊出了武夷岩茶的万里飘香。

元代崇安县吏林锡翁爱茶好诗,留下《咏贡茶》一首:

百草逢春未敢花,御花葆蕾拾琼芽;

武夷真是神仙境,已产灵芝又产茶。

元代御茶园的创建,推动了武夷山茶文化,就茶诗而言虽不及宋代文人墨客描绘建州北苑贡茶的多,但也有武夷山的特色。如,元代胡肋《茶屋》:“武夷新采绿茸茸,满院春香日正融。浮乳自烹幽谷水,轻烟时扬落花风。醉欹纱帽扃双户,静听松涛起半空。唤醒玉川招陆羽,共排闾阖诉诗穷。”元代蔡廷秀《茶灶石》:“仙人应爱武夷茶,旋汲新泉煮嫩芽。啜罢骖鸶归洞府,空余石灶锁烟霞。”

在“大红袍”红遍天下的今天,虽然御茶园在明代被废,遗址后来成为文化旅游景点,但是元代御茶园,不仅仅是一个朝代的贡茶地,在闽北茶叶大地上也是一片美丽的茶苑。

作者:□王德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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