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文化 | 再读朱熹的《刘公神道碑》

刘公神道碑（来源：吴心正）

在当今全球化的大背景前提下，在新时代中国道路“新发展格局”中，我们的国家正经历着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如何更好地积累起我们的精神谱系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上的集中体现？如何更好地为携手构建人类社会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而今再读朱熹《刘公神道碑》，仍然可以重视朱熹的贡献，为正心修身，树家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向世界阐释中国理念。

儒家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历史命脉中所作的贡献是极其非凡的。一般来说，先秦时期，儒家是当时最有影响的学派之一，和墨家并称为显学。儒家社会思想的核心是道德伦理。宋代的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对《礼记·大学》的中心论点进行了新的概括，并在他所著的《大学章句》中，把《大学》里所提出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者称为“大学之纲领”，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项称为“大学之条目”，这就是三纲八目。五德是体，五伦是用，体用结合通过三纲八目便构成了个人、家庭、社会的整个体系网络，“忠、孝”思想便涵盖其中。朱熹以此道德通用伦理来实现“忠、孝、廉、节”是天理在国家和社会伦理中的重要体现，达到他所倡导的“忠孝”思想应成为社会上人人必须遵行的政治和道德原则。朱熹用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生命旅程诠释了他对“忠、孝、廉、节”的理解与阐释，希望通过理一分殊、文道合一和真心诚意的“仁爱”思想使社会和谐安定，国家社会秩序井然，老百姓可以正确地生活，安居乐业。朱子之路开启后，古往今来，研究朱学者甚众。文章拟从朱熹撰并书的《刘公神道碑》所倡导的“忠孝”思想予以初试探讨，求证方家。

《刘公神道碑》全称为《宋故右朝议大夫充徽猷阁待制赠少傅刘公神道碑》（碑文内容与载入《朱子文集》卷八八中的略有不同，但思想是一致的。本文所引的碑文，主要是参考《文集》），朱熹撰书于南宋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冬十月，是现存朱熹撰并书的碑刻中内容最完整、字数最多的碑刻。碑高3.7米（连基座），宽1.45米。碑额为时称“东南三贤”之一的张栻所书。《刘公神道碑》原立于五夫里（今五夫镇）拱辰山蟹坑刘子羽墓前。1981年5月迁移至武夷宫景区。1985年10月，《刘公神道碑》被福建省人民政府列为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刘公神道碑》，长达3725字，详细记述了刘子羽抗金事迹和生平史实。现存碑面已有小部分损坏，尚存3200多字可以辨认。

刘子羽（来源：吴心正）

在《刘公神道碑》碑文的开篇之处朱熹即点明其撰文事由，如实写上刘子羽之子刘珙弥留之际寄来的书信所托，“彭城刘侯珙疾革时，手为书，授其弟玶，使以属熹，若曰：‘珙不孝，先父之墓木大拱，而碑未克立，盖犹有待也。今家国之仇未报，而珙衔恨死矣。以是累子，何如？’”这段话的意思是，刘子羽去世后，由于当时朝廷的主和派主政，他的儿子刘珙到死时还没给他父亲树碑立传，所以写信叫弟弟刘玶嘱咐朱熹帮助完成立碑这件大事。作为刘子羽的大儿子刘珙为什么会将如此重大的任务交由朱熹办理呢？这是因为朱熹自小受到的家庭教育以及后来到崇安县（今武夷山市）五夫里生活，并与那里有着非同一般家庭渊源的刘氏家族有极大关联。依据笔者所撰《朱熹简明年谱》（见《朱子文字在武夷》，海峡文艺出版社，2020年3月版），朱熹的父亲朱松在卒于建州（今建瓯）环溪精舍时，临终前，曾手书以家事托付刘子羽；同时又致书胡宪、刘勉之、刘子翚等三位道学密友（世称“武夷三先生”）教育朱熹。14岁的朱熹遵照父亲的遗言，迁居崇安县五夫里，受学于“武夷三先生”，入刘氏家塾学习。年少如此的朱熹来到不是非常熟悉的五夫里求学与生活，寄人篱下，又是孤儿寡母的，其心理的孤寂与落寞或许还存在自卑和悲悯是凡人皆可想而知的。当时的刘氏家族是宋时崇安县五夫里的名门望族，后世有“三忠一文”之誉（“三忠”指的是刘韐、刘子羽、刘珙，去世后被朝廷分别谥为忠显公、忠定公、忠肃公；“一文”指的是刘子翚，卒后谥为文靖公）。刘子羽是十分担责、关切并对其母子厚爱有加的，专门在五夫里屏山脚下潭溪之畔建造了紫阳楼供朱熹母子生活起居。而在父亲朱松那里，朱熹自幼得父亲教导，勤奋学习《孝经》、“四书”以及司马光《杂仪》与尹焞《论语解》等等，十分励志于儒家圣贤之说。自从到了五夫里，特别是师从学养深厚的“武夷三先生”后，朱熹苦读儒家经典，问道学佛并兼取诸子百家，格物致知，理一分殊，终得文道合一要旨，并为后世所推崇。这样的学习经历及生活阅历，朱熹无疑是深谙传统儒学“忠孝”之道的。另外，朱熹自来五夫里后便在刘氏家塾与刘珙同窗受学，其时作为小弟身份的朱熹与刘珙感情甚好并深受其导引。《宋史·刘珙传》中说，“珙精明果断，居家孝，丧继母卓氏，年已逾五十，尽哀致毁，内外功缌之戚，必素服以终数月。”与有着如此忠孝厚义兄长般的刘珙同窗，其高尚的精神魅力人格深深地影响着朱熹，特别是，朱熹在《刘公神道碑》中还进一步强调，“熹惟公家自忠显公以来，三世一心，以忠孝相传，事业皆可记”，刘家的“忠孝”传统也深刻影响了朱熹。所以在收到嘱托后，朱熹在《刘公神道碑》中接着又写下，熹发书，恸哭曰：“呜呼！共父乃遽至此耶？且吾早失吾父，少傅公实收教之。共父之责乃吾责也。”这样的朴实由心之言语，读后令人耳目发聩，朱子“忠孝”之情跃然脑海。

雪中的武夷精舍（来源：吴智成）

紧接着在《刘公神道碑》后续所展开的大幅篇章中，朱熹就将刘子羽从抗金卫宋与生平事迹等进行重彩着墨，大书特书其忠孝和谐之义，修身报国之情。刘子羽的父亲刘韐是位抗金将领，还曾经遴选并培养出后来的一代抗金名将岳飞（《宋史·岳飞传》载，“宣和四年，真定宣抚刘韐募敢战士，飞应募。”）。北宋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宋钦宗委派他为割地官出使金营被金人扣押，拒降立血书自缢。所以朱熹就在碑文中写到“忠显公，遂以忠孝大节，杀身成仁，事载国史。”“忠显公既以节死，公扶丧归葬，号天泣血，以必报仇耻自誓。”这里就将刘子羽家承忠孝之义、报国之情的人物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其后朱熹再书写到，“公天姿英毅，自少卓荦不群。年廿四五时，佐忠显公守越，以羸卒数百拒睦寇方腊数十万众，卒全其城。复以守真定。会女真入寇，以大兵围其城。公设方略，登陴拒守数月，虏不能下而去。”又是“使川陕……保兴州……而诸参佐无敢行者，公即自请奉命北出，复以单骑至秦州，分遣腹心，召诸亡将……军阆州，公请独留关外，调护诸将，以通内外声援，军民之心翕然向之……自虏入梁洋，蜀中复大震……虏遣十余人持书与旗，来招公及吴玠。公斩之，馀一人使还，曰：‘为我语诸贼，欲来即来，吾止有死耳！何可招也？’……是时，虏大酋撒离喝、兀术辈主兵用事，计必取蜀以窥东南……独公与张公协心戮力，毅然以身当冲，将士视公感激争奋，卒全蜀境，以蔽上流。……在镇江……朝廷许之，虏使来，植大旗舟上，书曰：江南抚谕。公见之，怒，夜以他旗易之。翌日，接伴使者见旗有异，大惧。诘之不得，至以语胁公。公曰：‘吾为守臣，朝廷无所与，然欲揭此于吾州之境，则吾有死而已！’请不己境，出境乃还之。”以上这些精炼明快，酣畅淋漓、情感深沉的传记式记叙文字，更是全面彰显出刘子羽作为抗金将领的“孝、忠、智、勇”之高大形象及报国之情。

在《刘公神道碑》碑文的末端里，朱熹呼应前文因“仁爱”致礼，立“忠孝”义理，潜移默化受教于刘子羽，得“公恻然怜之，收教熹如子侄……独见其居家接人，孝有乐易，开心见诚，豁然无纤芥滞吝意，好贤乐善，轻财喜施，于姻亲旧故贫病困厄之际，尤孜孜焉。”依然再次叙述刘子羽“忠勇”报国之情，“问公平生大节，又知其忘身殉国之忠，决机料敌之明，得将士心，人人乐为尽死。事皆伟然，虽古名将不能过。至其为政，爱民礼士，敦尚教化，摘奸发伏，不畏强御，又有古良吏风。”“熹惟公家自忠显公以来，三世一心，以忠孝相传，事业皆可记……漫无文字以昭后世……于是既悉论其实，又泣而为之铭，以卒承彭城侯之遗命。”

受托撰书《刘公神道碑》时，已是知天命之年的朱熹，名倾朝野，有对刘家感恩不尽的道义，又有不负好友之托的情谊，且其时，朝廷的主战派已经开始得势，立碑时机也渐趋成熟，就是在他知南康军的公务繁忙之余，再三斟酌地修稿碑文，所以在《刘公神道碑》最后的铭文中，还写到“唯忠唯孝，自我先公……诗劝来者，永其休声。”以此表明其“忠孝”立碑之义。碑文修毕，朱熹然后就恭笔楷书，鸠工勒石。

朱熹园景（来源：彭善安）

朱熹通过其撰述并题写的《刘公神道碑》，从他为刘子羽抗金事迹和生平史实所进行的详尽描述，用他所传承儒家救世之使命感的理念，将自己置身于平行时空，用生动细腻的笔触，去勾勒具体形象，描写环境，刻画人物心理，烘托氛围，综合诠释并展现出了一个“孝、忠、智、勇”形象高大饱满的家国情怀的刘子羽。另外，在《刘公神道碑》中，朱熹同时还点缀写上受到刘子羽举荐的崇安籍（今武夷山市）两名抗金将领吴玠吴璘兄弟，写到他们在金兵大举入侵时，与朝廷音讯隔绝，且在兵力悬殊的情况下仅以散卒保卫和尚原。碑文中同样刻画了吴玠不为人所阴谋挟持，以忠义相勉，歃血盟誓，人皆感泣，决心死战的又一忠勇形象。朱熹倡导的“忠孝”丰富思想所展现出的具体载体除了其撰并书的《刘公神道碑》外，我们还可以从他在武夷山乃至他去各处所游历、教学或为宦之地了解并可以看到很多，如镌刻在武夷山景区二曲溪南勒马岩、二曲棹歌东侧的摩崖石刻“忠孝”楷书横幅；给武夷山区农户家题写的“忠孝持家远，诗书处世长”楹联；在湖南的岳麓书院、江西的白鹿洞书院还有他连书题刻的“忠、孝、廉、节”四个石刻大字等等。

朱熹作为中国史上“百科式”的历史人物，他的哲学以天理为中心和最高范畴的理学思想体系，创造出了人类精神文明史上的又一巅峰。在他看来，天理是宇宙的最高原则，宇宙最终的根源。朱熹通过对天理在政治和社会伦理化方面的阐析，对家国情怀关系的不断认知实践和传承与创新，并使其日益世俗化，最终形成了其“忠、孝、廉、节”系统思想要义，这正是朱熹对儒家传统“仁义”思想的理解与承续，也是其对儒家传统“仁、义、礼、智、信”道德思想的创新与升华。朱熹的为人为学，一以贯之的“正心诚意”，让他怀着感恩情结及济世之使命感撰并书《刘公神道碑》，宣扬他一贯认为极其重要的“忠孝”思想，在他之后的数百年间乃至今时都有着巨大的影响。

朱熹这一大儒实践的传世之家国使命感与情结意识，跨越时代至今依然可以让我们感同身受。本着“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批判态度，古为今用，我们可以再次追寻和重拾朱熹他那个时代的脚印足迹，以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和家国情怀，使之“忠孝”思想更具象化，去丰富当下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载体；我们还可以对接所能得到的历史详尽信息，以朱子过化处的“忠孝”思想影响，去探寻中华文化文明的根源，领悟正心诚意，修为自己的身心，更深层次地去理解家国情怀，及其在当代社会伦理道德教育中能起到的应有作用；我们依然可以在朱熹所倡导的“忠孝”思想上大胆予以承续，用一路走来的创新创造精神，指导我们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横渠宏愿转换为无限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经世致用，匡扶礼制，敦化百姓，修齐治平，以及由自我心灵发出的无限爱人及物，由己及人、物的宏愿。探寻朱熹伟大精神形成的人文轨迹，对于重新构建当今社会理想和人格理念，重新确立儒家伦理规范标准和道德原则，意义真切而深远。（范传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