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教育革新的启示(上)

2022-11-03 11:12:54 来源: 闽北日报 作者:张建光

相对于从政著述而言,朱熹的教育成就更为卓越。相对于理学而言,朱熹的教育思想更为人们所认同。朱子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史上继孔子之后影响最大的教育家,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集大成者,在中国教育发展历程中起了继往开来的历史作用。朱子一生除了为官九载、立朝四十六天外,长期致力教育达半个世纪。就是为官所至也是不停教学。他著作等身,后人统计有2000多万字和800多万字两说。其重要著作如《四书章句集注》《近思录》《伊洛渊源录》《周易本义》《童蒙须知》《易学启蒙》《小学》等大抵因为讲学需要而编撰的。《朱文公集》大量的通信都与论道讲学有关。《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讲述的是朱子数十年与学生教学对话实录。这对两宋三百二十年的教育史来说,朱子兴学讲学就占了六分之一的时间。从学朱子门下的学子,据陈荣建先生考订就有488人。至于元代以后,朝廷钦定他的《四书章句集注》作为开科取士的典籍后,天下无不读“朱书”。他的学生弟子更是蔚为大观。朱子讲学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层次之多、受众之大,后人难以比肩。朱子教育思想涉及现代教育学诸多方面——何谓教育、教育目的、教育使命与功能、教育内涵诸方面;教育的不同层次、制度化教育与非制度化教育、课程教材、教育方法与原则等。当然,他的教育思想并没有以专著的形式出现,而是散见于他的著作中,也反映在他与门人弟子和讲友提问作答、书信往来中。研究中国教育历史,朱子是绕不开的话题。

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地的武夷山景区,有座人文胜景——武夷书院(历史上也称“武夷精舍”“紫阳书院”等)。它就是朱熹亲自擘划、营建、主办的私人讲学的学校。按照朱子所写的《精舍杂咏十二首》所叙,书院处“溪山最胜处”的五曲隐屏峰下,拥有智仁堂、隐求室、止宿寮、石门坞、观善斋、寒栖馆、晚对亭、铁笛亭、茶灶等十处建筑。书院虽然由朱子称之为“精舍”,其实是他率弟子自力更生所为。书院落成后,袁枢、韩元吉等儒学大家纷纷前来祝贺。韩元吉写道:“淳熙十年,元晦既辞使节于江东,遂赋祠官之禄,则又曰:‘吾今营其地,果尽有山中之乐矣。’盖其游益数,而于其溪之五折,负大石屏,规之以为精舍,取道士之庐犹半也。诛锄茅草,仅得数亩。面势幽清,奇石佳木,拱揖映带,若阴相而遗我者,使弟子辈具畚锸集瓦木相率成之。元晦躬画其处,中以为堂,旁以为斋,高以为亭,密以为室。讲书肄业,琴歌酒赋,莫不在是。”朱子从淳熙十年到绍熙元年(1183—1190)八年间就在这里办学。朱子一生讲学主要分为三个时期:一是寒泉精舍和云谷草堂,一是武夷书院,一是沧州精舍。三个时期大致都是八年。其中集中讲学最长、学术氛围最浓、活动最活跃应是在武夷书院时期。这八年是朱子思想成熟时期,也是他讲学的黄金时期,最能体现朱子教育思想和实践。在此期间,他完成了《易学启蒙》《考经刊误》《诗集传》《小学》和《大学章句》《中庸或问》《周易本义》等著作。特别是淳熙十六年(1189)完成了《四书集注》,开创了中国经学史上“四书”时代,标志着朱子“集大成”的理学体系成熟。朱子将《白鹿洞书院学规》的精神以及过往讲学实践的经验,贯彻到武夷书院教育活动中去,在“讲明义理以求其身”的道德至上的旗帜下,要求学子们立志、主敬、涵养、审察,做到穷理格物与修身笃行的统一。朱子将“四书”列为书院教材之首。弟子杨楫记,“先生平居教学者首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书,次而‘六经’,又次而‘史传’”。朱子要求学生对圣贤之书“分明易晓处反复读之,更就自己身心上涵养玩索,著实行履”。同时朱子还与诸大儒展开论辩,“过我精舍,讲道论心,穷日继夜”;朱子与浙江永康学派的陈亮展开了长达十余年关于“义利王霸”的论辩。这是朱熹与张栻“长沙论学”和朱熹与陆九渊“鹅湖之会”后,中国思想史上又一著名的学术辩义活动。书院客观上成为“传道”的重要载体,成为理学传播的摇篮。因此武夷山被称之为“道南理窟”。朱子十分注重调动学生主体积极性,经常让学子门人间互相讨论切磋。蔡元定、黄榦等学者均有代师授课的记载。《朱子语类》中反映学员们互教互学的内容十分丰富,自由讲解、学术交流的气氛甚为活跃。朱子的教育观十分全面,他还注重启蒙教育,“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弟子,皆入小学。”他亲自编写教材,于淳熙十四年(1187)编成《小学》六卷,封面题“武夷精舍小学之书”。这是我国有文字可考的最早使用封面的图书,使得书院之外又有了类似当今的附属小学。同时,朱子还与外地学员通信往来,《朱文公文集》此类书信很多,内容涉及教学的各个层面,宛如当今的函授教育。朱子不仅推崇道德至上、人伦价值,还注重挖掘生命底蕴,追求天地人三才和谐。讲学期间,带领学子游弋于武夷的碧水丹山,感受大自然中蕴含的哲理,把“天理流行,随处充满”的思想与游山玩水巧妙结合。至今九曲溪沿岸诸峰还留下他和挚友们的手迹石刻。武夷书院办学取得了巨大成功,其培养的学生今日有姓名可考的就有103人。他们皆背负修齐治平重任行走天下。清乾隆文渊阁大学士史贻直说,“及朱子开紫阳书院,诸大儒云从星拱,流风相继,历文明以至于今,而闽学集濂洛关之大成,则皆讲学于此山者,而山之名遂甲于天下”。特别是康熙帝亲书“学达性天”匾额赐于武夷书院。199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武夷山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认为武夷山是朱子理学的摇篮,世界研究朱子理学的基地。武夷书院成为世界文化遗产重要内容而千古流芳。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40年了,绝大多数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只有教育更多的是对“文革”前的恢复和扩大,这个领域解放思想,改革任务远未完成。如何结合中国国情,符合教育规律和趋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教育之路,真正做到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研究梳理中国传统教育,特别是朱熹的教育革新思想和实践具有现实和历史的意义。

朱熹生活在宋朝,恰是“重文治”“轻武功”的时代,统治阶级由“武功”转向“文治”。宋太宗于太平兴国七年(982)明确提出:“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于是“兴文教,抑武事”,北宋进入教育的繁盛时期。但是由于北方金族入侵中原,1126年北宋首都开封被攻陷,俘虏了宋徽宗和宋钦宗,宣告了北宋王朝的灭亡,以赵构为首的宋朝王室于1127年在临安建立起南宋王朝。山河破裂,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思想斗争,各种矛盾极为激烈和复杂。西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也已产生,于是形成了儒释道三教鼎力的局面。由于朝廷尊孔崇儒又提倡佛老,而汉代董仲舒的天命论儒学又不适用于国家指导思想,于是儒家学说走向式微,以致于自命孟子之后的韩愈大声疾呼,“道断”。北宋五子和朱熹们全力应对道德日下、外来文化和理论传承的挑战,力图恢复和确立国家的主体意识,重建社会理想和人格境界。而作为宋朝的教育重要形式的官办学校,大致分为:国子学和太学,具有大学性质;武学、律学、书学、算学、道学和医学,属专科性质;宗学、诸王宫学、内小学和国立小学,属贵胄性质;还有群雍、广文馆、四门学等,属特殊性质。地方学校分为州学和县学。各级官学入学条件较严,招生人数也有限定,主要是服务官僚阶层的子弟,其终极目标就是为科举考试服务。这样培养的人才离宋太祖赵匡胤所确立的“文德致治”的要求相去甚远,培养出来的士人、儒者、官员、军人浸淫着升官发财、贪图享乐的思想,真的是“文官贪财,武官怕死”,以致金军铁蹄所及,如入无人之境,大宋王朝不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而是“安不下一张行军床”。朱熹和大批知识分子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当作己任,模仿孔孟行为,撰写奏疏,向朝廷和地方官府提出救国复兴的积极建议。然而道不行,他们转而从事思想理论研究和文化教育,为国家铸造新的精神武器和新的人才。朱熹大力鼎故革新,采用新的理念、新的学校、新的教材、新的方法,不遗余力地培养天下英才。  (待续)

[责任编辑:杨希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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