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和建茶

朱子爱茶，尤爱建茶。

建茶是产自建州之茶。建茶之名，始自中唐，为茶神陆羽列为“未详”，但却是其“往往得之，其味极佳”的十一州茶之一，建州茶的品饮文化在唐末五代时就已引人关注。朱子和建州，有着深厚的渊源。他少年求学于建州，青年举贡于建州，中年往来讲学于建州，身后哀荣大显在建州。据《朱文公全集》记载：“朱子年少时，曾戒酒，以茶养德”。所以，朱子一生不仅品建茶，还种建茶、咏建茶、论茶理，怡然自得，乐在其中。

朱子一生崇尚俭朴，始终以粗茶淡饭度日。他为自己确定的生活准则是：“茶取养生，衣取蔽体，食取充饥，居止取足以障风雨,从不奢侈铺张。”在五夫里生活期间，在给友人的书信中，朱子云：“近日一种向外走作，心悦之而不能自己者，皆准之酒洌，戒而绝之，似觉省事。”以茶替酒，心神“似觉省事”是其品饮香茗的真切感受。

朱子写过许多关于建茶的诗句。在写给休庵住持的《题休庵》中，他题道：“别岭有休庐，林峦亦幽绝，无事一往来，茶瓜不须投。”意思是极其珍贵的茶茗是不能用来相互赠送的，而只可以共同品饮，才能以之为趣。朱子在参加其表兄邱子野家的茶宴时，即席赋诗：“茗饮瀹甘寒，抖擞中气增，顿觉尘虑空，飘然悦心目。”朱子在武夷山兴建武夷精舍，授徒讲学，聚友著作，斗茶品茗，以茶促人。他的《咏武夷茶》令武夷茶名声大振，也一直流传至今：“武夷高处是蓬莱，采取灵芽手自栽。地僻芳菲镇长在，谷寒蜂蝶未全来。红裳似欲留人醉，锦幛何妨为客开。咀罢醒心何处所，近山重叠翠成堆。”朱子和张敬夫、林泽木等友人在席间茗饮唱和时，赋得《夜得岳后庵僧家园新芽》一首：“小园茶树数千章，走寄萌芽初得尝。虽无山顶烟岗润，亦有灵源一派香。”从这首诗中可知，此次茶宴，设在一处茶园里。茶宴中所品之物，皆为园中自产。所品之茶，虽无天地岚气育润，却自有茶灵香韵。这首茶诗道出饮茶体验后体味出的“至和”茶道境界。可以说，朱子对茶的理解，是一种感觉经验，它是引发一种朱子个人生命体验之喜悦的感觉经验。如此诗风，显露出朱子已达到融通自然、体悟中道的“至和”气象与境界。

朱子乐于植茶。乾道六年（1171），41岁的朱子修筑了晦庵草堂。即便是每日里忙于著书授道，朱子还是在草堂之岭北培植了百余株茶树，以“茶坂”名之，赋诗《茶坂》：“携篱北岭西，采撷共茗饮，一啜夜心寒，跏跌谢衾影。”他还时常携篓去茶园采茶，并引为乐事。朱子知漳州时，在州府百草亭园圃种植建茶，而且在当地大力推广。他撰写《劝农文》，极力推广建茶的种植栽培。他回婺源扫墓时，还带去十余株建茶，种植在祖居庭院内。

中华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历代的文人雅士在品茶、咏茶和创立茶学说、茶理论的过程中，在竭力促使中国茶文化走向统一和规范的过程中，就必然在茶中寄寓一定的哲学思考。这一点在终生著书立说、讲学倡道的朱子身上也得到了充分体现。朱子云：“一草一木，皆天地和平之气。”在他看来，建茶亦是如此。朱子对茶理思想有过准确言明，且这种思想背后也包含着朱子对茶道哲学及人生境界的思考与追求。据《朱子语录·杂类》载：“物之甘者，吃过必酸；苦者，吃过却甘；荼本苦物，吃过却甘。问：此理何如？曰：也是一个理，如始于忧勤，终于逸乐，理而后和。盖理天下之至严，行之各得其分，则至和。”朱子认为学习过程中要狠下功夫，苦而后甘，方能乐在其中。在多年与建茶的不离不弃中，朱子品出了茶与道的相通之处，阐明了“理而后和”的大道理。

《宋史》有记载：“建宁腊茶，北苑为第一，其最佳者曰社前，次曰火前，又曰雨前，所以供玉食，备赐予。”朱子对以北苑贡茶为代表的建茶的评价之高，可谓无以复加。在《朱子语类·杂说》中，朱子在比较建茶与江茶时曾说：“建茶如‘中庸之为德’，江茶如伯夷叔齐。又曰，南轩集云，草茶如草泽高人，腊茶如台阁胜士。似他之说，则俗了建茶，却不如适间之说，两全也。”朱子将“中庸之德”，即儒家最高之道德赋予建茶，对唐宋茶道进行生动阐述，认为品饮建茶可以体会中庸之道，从而激励茶人践行中庸之道，做君子仁人。

朱子在建茶的袅袅细香中修身立德，徐徐展开儒者气象。茶成了沟通外物与内心的契机，纾解身心的心灵体验，也展示了朱子对儒家尽己之学的追求，体现朱子对儒学的道义推崇及对茶事的哲理联想。

值得一提的是，朱子晚年在古田蓝田书院，人们请他题写“引月”，落款时他随手题就“茶仙”。恰是这“茶仙”二字，不经意间折射出他如茶的一生。（陈丽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