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慧：峥嵘岁月写“廉”心——徐福元

徐福元出生于1897年，是崇安县（今武夷山市）岚谷乡练边村人。革命战争时期，他和徐履峻、陈耿同志一起领导了上梅暴动，成为以崇安为中心的闽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

徐福元母亲的娘家是岚谷较有势力的地主，他从小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被送去私塾念书，接受文化教育。徐福元是个有理想的人，安逸生活影响不了他少年立志，他主动来到贫苦农民当中参加劳动锻炼，在感受农村贫雇农被地主阶级压榨的艰辛后，坚定了为社会贫苦大众谋出路创事业的决心。1927年，陈昭礼和徐履峻建立中共崇安特支，积极恢复发展农民协会，同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豪绅开展斗争。得知消息后，徐福元毫不犹豫投身到这场轰轰烈烈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中。

徐福元爱憎分明，公正不阿，哪怕是面对自己的亲人。有一次，因天气干旱农田缺水，母亲依仗权势将穷人家水田扒开，放水到自家田中。这时，一旁放牛的徐福元立刻赶过来，堵回穷人家的田水，还批评母亲不该自私自利，母亲又气又恼骂他“靠不住！逆子！”但徐福元坚持同穷人一条心，母亲只能作罢。1928年，徐福元当选为崇安县委委员后，深入西乡发动群众建立民众会。民众会武装农民需置办武器，徐福元带头变卖家产，母亲指责他要“败”掉她的家财和田产，甚至要抓起柴刀砍他，徐福元毫不畏惧，不向母亲让步，最终田产卖了筹得的资金全部用于民众会开支。老百姓知道徐福元一心为穷人，纷纷主动献出铜铁器皿用于铸造先锋刀、锡炸弹，把家禽家畜卖出，筹得的经费则交由徐福元用于购买土枪土炮等，各家各户都置备了一件以上的武器。1928年，在徐履峻、陈耿、徐福元等人的努力下，全县近百个村庄和浦城县的20多个村庄，相继建立起民众会组织，并于当年发动震惊全国的“上梅暴动”。

1930年3月，徐福元接任崇安县委书记；1931年7月，任闽北分区苏维埃财政部部长。是年冬天，赣东北省苏维埃银行闽北分行成立，兼任第一任行长。苏区的资金总额虽不大，但在那个时代也都是巨款。他清正廉洁、以身作则、照章办事。1931年，红十军首次入闽攻占赤石后留下缴获的三万块银圆由财政部保管，到筹建银行时，徐福元将其一分不少用于启动资金。银行货币机构开办后，据记载仅闽北铸币厂每月就能生产银圆4000块，在苏维埃政府财政部监管下全部用于苏区建设发展，作为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兼银行行长的徐福元未贪用苏区的一分一厘。在他的领导下，苏区币值稳定，物价公平，税收逐日增加，公债本息按规定时间偿还。掌管着闽北苏区“钱袋子”的徐福元深知革命根据地从无到有的艰辛，将每分钱都花在了刀刃上，苏区银行收入80%作为反“围剿”的军费，10%作为发展经济建设之用，10%作为救济贫穷的革命群众。

徐福元为了完成党分配的工作，没日没夜地在外工作，经常一两个月不回家，他在崇安影响力越来越大，引起了反动派的重点关注。反动地主联保到处放风说徐家出了个大土匪，三天两头跑到徐福元家里，这里瞧瞧，那边转转，接二连三地追问：“徐福元回来了没有？”“徐福元现在哪里？”国民党反动派还天天派人到徐福元家门口监视，妄图捞到线索，对其实施抓捕。为了避开敌人的纠缠，妻子黄生珠被迫带着年幼的孩子颠沛辗转于亲戚朋友家中。面对这一情形，徐福元却常对妻子说：“富人，不是命好，穷人，也不是命苦。要过好日子，就要干革命。”他特别教育自己的子女：“一个人要做一番事业，就要为大多数人做，为穷人做，不要为少数人做。”在他的教育和启迪下，妻子和子女的觉悟不断提高，不但丝毫不埋怨徐福元给家庭带来动荡不安的生活，还主动接受革命的熏陶，配合徐福元和反动势力作斗争。黄生珠面对敌人的威胁，总是缄默不语，因为她坚信自己的丈夫是绝对不会做出见不得人的事。他的大儿子、小女儿也陆续投入到革命斗争，为党的革命和解放事业奉献力量。

徐福元在任期间，对革命赤胆忠心，对工作兢兢业业，成为当地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敬仰的革命领导人，更是我们当今学习的清正廉洁好榜样。（王晓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