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文化｜朱子与礼

朱子的学术思想承自北宋五子而来，但是在礼乐思想方面，则更多源自程颢与程颐兄弟，正如蒙培元所说：“他把二程哲学思想中的不同倾向统一起来，吸收并容纳在自己的哲学体系之内。”钱穆则说朱子不仅“集宋学理学之大成者”，更是“集儒学之大成者”。因此，朱子在礼学方面的成就并非二程所能牢笼，亦非宋代理学所能局限，呈现出从继承宋儒礼乐思想到上承汉唐礼学历史的转变，为宋代以后的礼学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但是作为新圣人的朱子，其最重要的支撑力量来源于朱子的实践，亦是其思想具有长久生命力的关键，这主要体现于朱子一生的礼学实践及其实用思想。

一、践行“内圣外王”的信念：朱子一生的礼仪实践过程

礼是中国社会文化的大宗，被朱子贯穿于一生之中，体现于两个方面：

在个人实践方面，朱子一生以礼仪作为自己行为标准，长期坚持施行。《朱子语类》载：

某自十四岁而孤，十六而免丧。是时祭祀，只依家中旧礼，礼文虽未备，却甚齐整。先妣执祭事甚虔。及某年十七八，方考订得诸家礼，礼文稍备。是时因思古人有八十岁躬祭事拜跪如礼者。常自期，以为年至此时，当亦能如此。在《礼》虽有“七十曰老，而传”，则祭祀不预之说，然亦自期倘年至此，必不敢不自亲其事。然自去年来，拜跪已难，至冬间益艰辛。今年春间，仅能立得住，遂使人代拜，今立亦不得了。然七八十而不衰，非特古人，今人亦多有之，不知某安得如此衰也！（《朱子语类》卷九十）

朱子讲述了从其父朱松过世之后，参与家中祭祀，青年时期考定家礼，至年老时参与祭祀之礼，概括了朱子一生对待礼仪的态度及内心的真实想法。由此可知，朱子在个人践行礼仪方面长期坚持，并且贯穿于一生之中。

在政治实践方面，朱子始终着力于推广普及礼学文化。在同安主簿任上，“考定释奠仪。申请严婚礼。整顿礼制，作《民臣礼议》，以《政和五礼》多失，建议别纂《绍兴纂次政和民臣礼略》，考正礼书”（《朱熹年谱长编》绍兴二十六年条），甚至为了州县学提供可供施行的礼仪规范，朱子长期修订《绍熙州县释奠仪图》，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

淳熙六年己亥，差知南康军，奏请颁降礼书。又请增修礼书，事未施行。绍熙元年庚戌，改知漳州。复列上释奠礼仪数事，且移书礼官，乃得颇为讨究。时淳熙所镂之版已不复存，后乃得于老吏之家。又以议论不一，越再岁始能定议，而主其事者适徙他官，遂格不下。此释奠礼之再修也。绍熙五年甲寅，除知潭州。会前太常博士詹元善还为太常少卿，始复取往年所被敕命，下之本郡。吏文繁复，几不可读，且曰属有大典礼，未遑遍下诸州。时朱子方召还奏事，又适病目，乃力疾钩校，删剔猥杂，定位四条，以附州案，俾移学官。是为最后之定稿，即此本也。（《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二）

由此可知，朱子释奠仪的作品几经删改，最终成文，但是不管哪个版本的释奠仪，都是以服务于学校施行释奠仪为目标。正是从同安主簿到潭州知州，长达38年（1155-1193年）的时间里，朱子历经同安主簿、南康知军、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漳州知州、潭州知州兼荆湖南路安抚使多任地方主官，均以服务地方文化建设来考虑礼学内容。这便是朱子实用礼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二、礼顺人情：朱子实用礼学思想的核心内涵

“礼顺人情”语出《礼记·丧服四制》，二程已经以此观点，建构礼学思想，正如《河南程氏遗书》所载：“圣人缘人情以制礼，事则以义制之。”（《河南程氏遗书》卷六）“礼者因人情者也，人情之所宜则义也。”（《二程集》卷十一）只是二程未展开详细论述礼顺人情的内在原理与具体实行原则。朱子则详细论述了“礼顺人情”的功能，并把“礼顺人情”由基本原理具体化为各类礼仪实行的依据。《朱子语类》载：

古礼难行。后世苟有作者，必须酌古今之宜。若是古人如此繁缛，如何教今人要行得！古人上下习熟，不待家至户晓，皆如饥食而渴饮，略不见其为难。（《朱子语类》卷八十四）

古礼难行，其原因在于古今时代不同，而制礼者需要斟酌古礼适合当代具体情况的部分，即古人熟习礼仪，而今人对礼仪的具体内容茫然无从知晓，无法真正落实古代的礼仪。要实行礼仪的关键是抓住礼的“大本大原”，而其“大本大原”正是人情。《朱子语类》载：

圣人有作，古礼未必尽用。须别有个措置，视许多琐细制度皆若具文，且是要理会大本大原。曾子临死丁宁说：“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上许多正是“大本大原”。如今所理会许多，正是笾豆之事。曾子临死，教人不要去理会这个。“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非是孔子，如何尽做这事？到孟子已是不说到细碎上，只说“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吾尝闻之矣，三年之丧，齐疏之服，饘粥之食，自天子达於庶人”。这三项便是大原大本。……（《朱子语类》卷八十四）

朱子在此用列举法说明行礼需要理会礼的“大本大原”的具体内涵而已，这是由《朱子语类》仅是师生问答的体例所决定的，但是由其内在关系可知，大本大原处正是礼的根本处，也是核心之处。行礼的根本核心内容不在于具体礼仪，而在于随顺人情，也当以约束人心作为制作礼仪的核心内容。

三、“礼，时为大”：朱子制作与施行礼仪的标准

“礼，时为大。”语出《礼记·礼器》。关于“礼，时为大”的内涵，程颢说：“季冬行春令，“命之曰逆”者，子克毋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其内容出自《礼记·月令》，其原文曰：“行春令，则胎夭多伤，国多固疾，命之曰逆。”（《礼记注疏》卷十一）但是程颢仅直言不应该触犯此条禁令而已，并未给出具体理由，也未有详细论述。

与二程不同，朱子遵循二程守时行礼之外，更加注重依时用礼的原则，着手落实以时为大的行礼原则——编撰《仪礼经传通解》。

关于注重依时行礼，朱子说：

“礼，时为大。使圣贤有作，必不一切从古之礼。疑只是以古礼减杀，从今世俗之礼，令稍有防范节文，不至太简而已。观孔子欲从先进，又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便是有意於损周之文，从古之朴矣。今所集《礼书》，也只是略存古之制度，使后人自去减杀，求其可行者而已。若必欲一一尽如古人衣服冠屦之纤悉毕备，其势也行不得。”（《朱子语类》卷八十四）

《礼记·礼器》郑玄注解“礼，时为大”主要着眼于商周王朝更替造成的时代变化，而朱子则着眼于因时间流逝而造成的时代变化，使商周更替的政治事件，被古今文化衍变所取代了。这不仅符合王朝更替，更符合时代变化的内涵。事实上，朱子所谓“礼，时为大”不仅跳出了政治事件，更是从古为今用的角度确立以当前世俗作为行礼的标准，古礼仅是作为被减杀的对象而已。由此可知，朱子的礼学观念主要着力于古为今用，以符合具体时代情势。但是“礼，时为大”，却并非是全部不要古代礼仪，这便是朱子以《仪礼经传通解》“略存古之制度”。至于礼书的使用原则仍旧以时为大，即要以时代环境来减杀古代礼仪文献，寻求可行之处。

另外，“礼，时为大”的观念又是朱子编撰《仪礼经传通解》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礼，时为大”需要在古礼的基础上依据时代的环境来增减古礼，而一旦失去记载古礼的文献，则“礼，时为大”的所有现实基础便无从实施了。朱子所处的时代环境，正是礼学典籍丧失严重，礼学人才凋零，故朱子以编撰礼书来实现“礼，时为大”的目标。《乞修三礼劄子》论述其编撰体例之文如下：

故臣顷在山林，尝与一二学者考订其说，欲以《仪礼》为经，而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及於礼者，皆以附於本经之下，具列注疏诸儒之说，略有端绪。（《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四）

此文被朱在置于《仪礼经传通解》卷首，用于说明《仪礼经传通解》的编撰体例。虽然《乞修三礼劄子》与《仪礼经传通解》具体编撰体例之间具有一定差异，但是上引文献仍旧给我们指出了其编撰《仪礼经传通解》最为重要原则，即汇聚《仪礼》《周礼》《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涉及到礼学的部分，搜集各代礼学家作品，追求以礼学文献的完整性为目标。这便是朱子对“礼，时为大”原则的创造性运用。

四、变革：朱子实用礼仪思想的灵魂

礼仪变革的基础是人情与时代，二程已有所论述。关于冠礼的着装，程子说：“今行冠礼，若制古服而冠，冠了又不常著，却是伪也。必须用时之服。”（《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七）这显然是依据时代变化而改变冠礼的服装，虽属小方面的调整，但已经彻底贯彻了“礼，顺人情”和“礼，时为大”的要求，因为社会着装已经随着时代和人的喜好发生了改变。

在二程的礼仪改革基础上，朱子正式从基本原则入手来改革礼仪制作的原则。《朱子语类》载：

观孔子欲从先进，又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便是有意於损周之文，从古之朴矣。（《朱子语类》卷八十四）

“孔子欲从先进”，源出《论语·先进篇》，而“行夏之时，乘殷之辂”语出《论语·卫灵公》。朱子在注解第一条内容时引程颐的观点：“先进於礼乐，文质得宜，今反谓之质朴，而以为野人。后进之於礼乐，文过其质，今反谓之彬彬，而以为君子。盖周末文胜，故时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过於文也。”（《论语集注》卷六）

朱子大体赞同程颐的观点，故在文末特下注语说：“孔子既述时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盖欲损过以就中也。”（《论语集注》卷六）

至于后一则，朱子注解之时强调了“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的原因分别是：“时以作事，则岁月自当以人为纪。……盖取其时之正与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颜子也。”“古者以木为车而已，至商而有辂之名，盖始异其制也。周人饰以金玉，则过侈而易败，不若商辂之朴素浑坚而等威已辨，为质而得其中也。”“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后有旒。黄帝以来，盖已有之，而制度仪等，至周始备。然其为物小，而加於众体之上，故虽华而不为靡，虽费而不及奢。夫子取之，盖亦以为文而得其中也。”（《论语集注》卷六）

从注文可知，朱子认为孔子并非一味追求周代的礼仪制度，而是以周的礼仪制度为基础，吸收夏、商制度，完成礼仪的变革过程，即以损周之文，追求“中”的境界，故朱子有“有意於损周之文，从古之朴矣。”的总结。

以周礼作为损益的对象，这是朱子从孔子思想变化而来，但这并非朱子独创观点，而是由经学史发展而来，正如“礼，时为大”与“礼，顺人情”两者的评价标准都是时代和人情，而时代和人情都是随着社会变化而变化，也是承自二程的礼学思想而来，并且为礼学的变革注入了新的动力，完成礼学的新体制。

综上所述，朱子在个人礼仪实践与政治实践基础上获得丰富的礼学认知，再提炼出与时代社会文化环境相适应的实用礼仪思想，使礼学思想走出经学范畴而进入了实用的社会领域，也同时扩大朱子学在社会各阶层的影响力。

作者：□王志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