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与建本

书籍，离现代人既远又近。说远，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不少人每天接受无数碎片化信息，却许久没有捧起一本书籍好好阅读。说近，因为出版业的发达，书籍的出版越来越便捷。当时间追溯到南宋时期，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为了让世人读到一本精心勘校、内容完备的书籍，有多努力呢？为了书籍出版，他自己开设刻书坊；为了保证书籍质量，他和学生自己校对刊刻书籍，自己注释，并成为教本。要说朱子成为“出版商”的故事，还得从建本说起。

理学建本相得益彰

朱子祖籍江西婺源，生于福建尤溪，童年来到闽北，在闽北许多地方都留下过足迹。但朱子对建阳，似乎情有独钟——不仅晚年定居于此，死后下葬于此，就连年轻时参加科举考试时填写的户籍所在地也是建阳县群玉乡三桂里。对此，当代建阳籍学者王宏甲认为，“盖因建阳实现了他的人生理想”。

朱子钟情建阳，也因建本。

南宋时，建阳是全国的三大刻书中心（蜀、浙、闽）之一，刻印书籍的数量居全国之冠，有“图书之府”的美誉。

公认的说法是，建阳雕版印刷萌芽于五代，繁荣于两宋，延续于元、明和清初。建本发祥地在麻沙、崇化里，也就是今天南平建阳区的麻沙镇和书坊乡。其中，崇化里后世改名为书坊，顾名思义是古代刻书印刷之作坊。当时建本“如水行地”，建阳居民多“以刀为锄，以版为田”。

宋中后期，游酢、杨时从程颐、程颢处“载道南归”，在建州（今闽北）讲学、广授生徒。朱子便是游酢、杨时的三传弟子。绍熙三年（1192年），朱子从武夷山五夫里搬到了建阳，筑考亭书院，在此讲学著书，终老于此。朱子的许多著作就是在建阳刊刻，又从这里传播到全国。

理学与建本，可谓相得益彰。后世研究者认为，朱子和弟子在建阳从事的文献校勘、刻印、传播等工作，“使得建本图书享誉海内外，由此也扩大了朱子学派的影响力。”

当年，朱子和弟子在闽北广办书院，宋代福建书院数居全国前茅，而闽北书院数又居福建之冠，建阳书院又为闽北之冠，是时“书院林立，讲帷相望”。

书院对图书的需求量增大，促进了建本的繁荣。与此同时，图书的充足又促进了教育的勃兴。教育业勃兴又促进了人才的培养。数据显示，两宋时期，仅建瓯、浦城、建阳三地，进士就多达1294人。

在书坊乡歌乐山上，有一座书林门，雕刻“邹鲁渊源”四字。书林门内有数里长的古道。在古代，无数马车载着建本从这里出发，通过纵横交错的驿道或 “海上丝绸之路”，影响中国乃至世界。此情形，朱子记录在了《建阳县学藏书记》中：“建阳版本图书，上自六经，下至训传，行四方者，无远不至。”

大儒为何要经商

走进书坊乡，乡人会自豪地告诉你，这里代代口口相传，此处曾有一座同文书院，是朱子所建，朱子当年便在书院刻书。

实际上，福建刻书史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方彦寿考究文献后发现，同文书院是一所与朱熹既无关又有关的书院。所谓无关，是说此书院并非朱熹所建，也非其命名；说有关，是因为朱熹当年的确曾在书院原址上设坊刻书。这在朱子的文集和书信中也屡有反映。

一代大儒，为何要“下海”涉足出版业？古文献学者曹之认为，朱子刻书，一是为了生计，二是为了解决自己著作的版权问题——鉴于建本的风行，朱子刻书算是顺势而为甚至是有些被动的商业行为，如若自己不刻，更拦不住窃刊盗印之流。

不可讳言，朱子刻书，与生活上的经济压力有关。

朱子出身贫苦。为了奉亲养家，使自己能够安心著述和讲学，他只愿得到足以维持生计的祠官微禄。祠官可以在家闲居，但俸禄少得可怜，朱子为了专心做学问，宁可数次辞掉朝官，而甘心祠禄养亲，过着极其清淡的生活，生活常陷于“艰窘不可言，百事节省，尚无以给旦暮”的困境。如何摆脱窘境，保证其学术研究顺利进行？建本刻书业的繁盛为朱子提供了思路。他在讲学著述之余，在崇化刻书作坊林立之处也开设了一间“书库”，从事建本印刷售卖，试图以此维持生计。由儿子朱在、女婿刘学古负责管理经营，并雇人刻板出售自己的著作，或委托好友郑伯雄刊刻发行。或请蔡元定、蔡渊寻找书工、刻工刻印书籍。

对于朱子涉足出版业，同为著名学者的张栻颇有微词，他在写给朱子的信中说，如今信奉圣道的人本来就少，如果读者知道作者依靠卖书获利，书中的真理就要打个折扣；与其卖书，还不如做点其他生意。对此，朱子不以为然，对门生林择之说：“钦夫（张栻）颇以刊书为不然，却云别为小小生计却无害。此殊不可晓。别营生意，顾恐益猥下耳。”可见，朱子认为，相对而言，出版业还算高雅，其他生意却是难以接受的。

其实，朱子刻书，更重要的原因是为了保护版权。

南宋乾道八年，朱子在建阳陆续刻印了《大学》《中庸》《近思录》《古今家祭礼》《四书集注》等儒家经典书籍和自己的评注集。随着书籍的出版，朱子的名气如日中天，其著作供不应求，成为学子们争相阅读和收藏的“抢手货”。此时，就有书商动起歪脑筋，假冒朱子的名字出版一些粗制滥造的图书。朱子的《周易本义》等就在书坊遭到不良书商盗版刻印出售。

淳熙四年（1177年），朱子在建阳编成《论语集注》十卷、《孟子集注》十四卷，在推敲未定的情况下，就被书坊的书商窃刊盗印。朱子急了，“《论语集注》，盖某十年前本。”这是十年前的旧书稿。朱子与门人急忙追回盗印版，但只能追回一部分。

《论孟解》也遭到了盗刻。朱子对好友苏晋叟说：“《论孟解》乃为建阳众人不相关白而辄刊行，方此追毁，然闻鬻书者已持其本四处矣”。

朱子着急的原因更是担心盗版流散四处，错误的集注会误导学子，他认为 “其间多所未稳，煞误看读”，遂告到官府，请求禁版。他还给浙江金华的朋友吕祖谦写了一封信，请他帮忙阻止这起盗印图书事件。

由于盗版事件屡屡发生，因此，到了嘉熙二年（1238年），朱子门生祝穆在建阳麻沙编成《方舆胜览》《四六宝苑》二书，遭到书坊竞相翻刻后，他接受了其师当年只是被动追稿的教训，主动出击，借助当时官府的力量，颁布了具有法律效力的文告，四处张贴。从而促使了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版权文告的诞生。

“义利之辩”传至今

《论语》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朱子理学体系中的“义利之辩”正基于此。“正其义则利自在，明其道则功自在”，也成为后世徽商遵循的准则，即不以功利为急，而以仁义为天。

从义利之辩可以看出，朱子刻书，本不以利益为先，而是坚持“以义制利”原则，强调 “财自道生，利源义取”。

读书人刻书，就是要精益求精。朱子是个写作态度极其严肃认真的人，对于书籍可以说是一丝不苟的，从策划选题到教编书稿，甚至细到字体选择和采购物料，他都躬身参与其中。

据载，朱子刻过不下35种书籍，本本都是精品。他十分重视底本的选择，反复比较各本优劣，择优而从。底本确定之后，请人认真抄写，校对后方才付梓。版片刻成之后，还要多次校勘，发现错误，就请刻工赶快修改。在朱子所刻书籍中，张栻《南轩集》便可一窥他精益求精之处。张栻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当时《南轩集》已有多种刻本，但朱熹本为最优，朱本不仅收录旧作，而且也收录不少新作，并保持原本面目，一字无差。

朱子是一代大儒，但对于经商却实在无甚天分。据传，朱子名声渐隆，前来购书的文人学士纷至沓来，而谦和的朱子都以礼待之。对于言语相投的顾客或者熟稔的故交，更是慷慨赠书，不吝成本。如此下来，同文书院是出的书多，进的银少。朱子在《答李伯谏书》中有这样一段话：“书肆狼狈日甚，深用负愧……”于是，同文书院经营不过十余年，便倒闭了。

圣贤变通的商业行为，颇有几分传奇色彩。尽管自宋代过后，后世或“为尊者讳”，甚少提及朱子与建本的过往，但朱子刻书对宋代建阳乃至后世出版业的发展功不可没。在朱子之后，意欲著书立说或者摆脱潦倒命运的文人们，纷纷开坊刻印书记，此传统绵延至晚清。清代吴颐尊称朱子是“学问刻书家的祖师爷”。

如果朱子也有朋友圈

今日得知《论语集注》十卷、《孟子集注》十四卷被书商窃刊盗印，十分着急。因为这是十年前的旧书稿，盗版流散四处，错误的集注会误导学子。希望学子、读者买书时一定多加注意，别买到盗版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