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时与朱熹的理学传承

史书明载：先贤杨时（1053-1135年）字中立，号龟山先生。而先贤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仲晦，号晦庵、晦翁。从生平对比，不难看出：杨时在1135年去世时，朱熹才年仅5岁，二人生前从未谋面，更谈不上杨时直接教授朱熹。读者见到标题或许会困惑，二人如何产生关系？其实，史实证明：朱熹间接接受了杨时“二程”理学之真谛，在杨时的二传弟子李侗的引导与教育下“逃禅归儒”，全盘接受了“二程”理学，并创建了闽学，终于集理学之大成。

众所周知，杨时是儒学向宋明理学演变发展时期举足轻重、颇具影响力的关键人物，是“二程”理学的真传弟子。程颐先贤在送别弟子杨时南归时曰：“吾道南矣！”杨时在南宋初期，传道东南后又将理学传入闽，经一传弟子罗从彦经二传弟子李侗，再传朱熹；特别是经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完成了洛学闽化的发展历程。在中国文化史上宋朝理学占据显著位置。在宋朝理学中最重要的是闽学，闽学一派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朱熹。朱子理论来自“二程”与杨时。杨时是中国理学南传的关键历史人物，史称闽学鼻祖。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杨时把理学南传闽北，就不可能造就朱熹。复旦大学蔡尚恩教授曾赋诗一首，赞扬杨时与朱熹：

鲁南有孔丘，闽北出杨朱，

古代人文中，均称为楷模。

杨时如何将程氏之学传给朱熹呢？杨时与他们的学生及其子孙这辈对朱熹的影响之渊源究竟在哪里？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到朱熹之父朱松与杨时其子孙和学生之间的密切关系。朱松（1097-1135年）字齐年，江西婺源人。南宋政和年间中进士，曾任政和尉，后调任尤溪尉，朱熹就诞生在尤溪县衙内。朱松曾师从杨时学生罗从彦，并与杨时的学生陈渊（杨时的女婿）交谊颇深，他在《和几叟秋曰南浦十绝句简子庄寄几叟》诗中：“心亲千里不辞遥，咫尺衡门接市桥。……万卷舌端真历历，一丘胸次更嚣嚣。……不见陈公发又涂，七峰深处食无鱼，终烦指似龟山路。会使人疑得异书。”从诗中不难体会出杨时与陈渊对朱松影响之大。诗中的“几叟”即陈渊。

杨时平时十分注重研读四书，而朱松也注意用“四书”对年少的朱熹启蒙教育，朱熹在少年时期就能熟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让他从小树立以圣人为榜样的学习志向。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四书五经”是儒学的核心，杨时许多宣传孔孟之道的力著，都对年少的朱熹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朱熹与杨时的南传弟子郑德与相交甚好，朱松在《次韵郑德与归舟中感怀》：“两流鸣地隔寒流，病起相望客鬓秋。……会拥蒙冲入河渭，看君黄色上眉头。”可见一斑。难怪杨时先贤去世时，郑德与请朱松代写《祭龟山先生》祭文。何况朱松也是杨时的南传弟子，郑德与请师弟朱松代笔写祭文乃情理之中。

朱松与杨时孙子杨云交往甚密，并为杨云其父杨迪撰写了《杨遵道墓志铭》中写道：“杨云与予相好，学业志探能世其家者。”从朱松写的墓志铭字里行间中能看出他与杨迪和其子杨云交往甚欢，对杨迪早逝痛感悲伤！

尤须提及的是朱松逝世前曾将朱熹重托给杨时门下三弟子：刘勉之，刘子翚、胡尧。这三位武夷三先生是“二程”洛学的忠实追随者。刘勉之是朱熹的启蒙老师，是他最早将“二程”所作《西铭》传授给朱熹。刘子翚在理学方面侧重以儒学融合佛、老之学特色，涵盖道统心传之特色。胡宪则是朱熹《礼》学的启蒙老师。

儒学的核心经典是指“四书五经”。程颢、程颐则从《礼记》中取出《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首次提出了“四书”这一概念，并加以推广。作为“二程”的真传弟子杨时高度重视对“四书”的运用与推广，认为：“四书”是儒家最经典的著作之一。杨时是促使儒家从重“五经”转向重“四书”变化。而朱熹理学研究中最具影响力和成就莫过于《四书集著》，而朱熹在该书中引用杨时74条，（其中《中庸集注》一条，《论语集注》50条，《孟子集注》23条）位居该书语录总数第三位。特别引人注意的是：该书有41处注文中只引用杨时的观点，单独引用的次数远高于其他学者。甚至在个别章节中，杨时的观点撰写“二程”之前，如：朱熹在《孟子序说》中把杨时关于“正心诚意”的论述作为注解《孟子》的引领说明。与此同时，朱熹还引述了杨时以道统论注解“四书”的一番话，作为《孟子集注》的结尾，这就充分说明朱熹在创构自己理学理论体系时，把杨时的论述当作极为重要的依据加以运用和说明。

尽管杨时与朱熹从未谋面，但朱熹深受杨时影响、虚心接受“二程”理学观点，在杨时、罗从彦、李侗的悉心教导下，完成“逃禅归儒”的转变过程，而促成朱熹“逃禅归儒”的功臣当属杨时的再传弟子李侗的悉心教诲。李侗（1093-1163年）字悉中，号延平，南剑州剑浦人。他与朱松同为罗从彦的弟子。罗从彦（1072-1135年）南剑州剑浦县罗源里篁路村人，是杨时得意门生，真传弟子。是朱松介绍朱熹与李侗认识，并让他向李侗闻道求学。李侗晚年为得到朱熹这位出类拔萃的弟子而倍感欣慰！他在给罗傅文的书信中云曰：“元晦进学甚力，宋善畏义，吾觉鲜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李侗对朱熹的六次历史性的会见中使朱熹大彻大悟，终使朱熹完成了“逃禅归儒”的转变，而他阐发洛学，继承程颢、程颐、周敦颐等理学先躯的理论，为创立闽学奠定了坚实基础；从而集理学之大成，成为继孔子之后中国的第一大儒。

可以说，杨时与朱熹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尽管他们之间从未谋面过，但是先贤杨时无论是在朱熹青少年时期，还是他完成从禅学向理学转换过程中，也还是在朱熹集理学大成后，杨时的“二程”理学理论无时无刻不在教育与影响着朱熹。即使朱熹在创建闽学的巅峰时期，影响依然存在。

杨时先贤在朱熹眼里永远是闽学鼻祖，永远是“二程”理学导师级人物。

然而朱熹伟大之处还在于对杨时的一些不足之处，敢于坦率批评，如他指出：龟山解文字著述，无纲要。龟山文字议论，如手抓一物正紧，忽坠地，此由其气弱，等等。尽管朱熹对杨时的某些理学思想和理论曾提出批评，但并不妨碍他在编注《四书章句集注》《论孟精义》书时汲取和采纳了杨时不少的观点；也不影响其对自己是龟山门下生的认定。朱熹闻名于世的龟山先生遗像上的题词：“孔颜道脉，程学箴规。先生之德百世所师。门下生朱熹拜赠。”就是明证。

我们还可在朱熹写的《祭李延平先生文》中深刻感悟出杨时与朱熹的密切渊源关系。正如该祭文所言：自孟子之后，儒学道统已失传千年以上，直至“二程”理论出现才得以延续。杨时拜程颢和程颐为师，才得“二程”理学之真谛，然后倡导东南、首传罗从彦，罗从彦又传李侗，李侗再传朱熹。

笔者感动之余，不禁赋诗一首《颂杨时》：

曲阜生孔丘，闽北出杨朱；

凡有论儒出，必为说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