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与建本

我自认与朱子有缘。朱子父亲入闽第一站是福建政和，我在那生活工作三十多年；朱子武夷山琴书五十载，我在那任地方官前后十年；朱子理学可以代表中国文化的主流，我在职研究生读的是“中国思想文化”专业，毕业论文便是《朱子理学的批判与弘扬》。我写过有关朱子的论文、散文不少，这次却着重于朱子诗歌的分析,文章结集为《朱子的诗和远方》。

即将成书之时，文友祝熹先生提议用“建本”作为书的插图，大家一致认可。这既能体现古意文韵，又能与我上本书“砖雕”装帧的风格一致，同时也与朱子生前涉猎出版的实践相符。

“建本”是古代建阳麻沙、书坊一带刻印的古籍。它萌芽于五代，繁荣于两宋，延续于元明和清末。南宋时，建阳成为全国三大刻书（蜀、浙、闽）中心之一，刻印书籍不管是数量还是品种都占全国图书市场的一半左右，有“图书之府”的美称。建阳居民：“以刀为锄，以版为田”，“书市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武夷山与建阳相邻，前者历史上曾为后者所辖，朱子长期居住武夷山，晚年迁居建阳，创办了考亭书院，朱子的著作和书院用书大都在此刊刻，并通过纵横交错的入闽通道或“海上丝绸之路”销售全国和海外。朱子曾写到：“建阳版本图书，上自六经，下至训传，无远不至。”学者熊禾曰:“‘文公之文，如日丽天；书坊之书，犹水行地。’两者相得益彰，使得建本图书享誉海内外，由此也扩大了朱子学派的影响力”。

也许人们并不知道，朱子还是“建本”的出版商。清朝的吴颐尊先生称朱子是“学问刻书家的祖师爷”。朱子刻书据说不下35种。这种商业行为就连好友张栻也不理解，朱子实属不得已而为之。一方面因为生计所迫，朱子一辈子大部分时间担任祠官，俸禄少得可怜，生活常常到告贷的地步，相比其他营生，刻书毕竟还是文化事业；另一方面，朱子刻书是为了保护版权，保护书籍的质量。他饱受著作被盗刻带来的烦恼。也正因为朱子和众人的努力，“建本”形成了初步的维护知识版权的制度。

与“建本”兴盛强烈反差的是郑振铎先生描写：“我曾到建阳，那里什么也没有了。书店早已歇业——可能在清初，至迟在清代中叶，就不见有建版的书了，要找一本明代建版的书，难如登天，更不用说什么宋元时代的建版书了。只剩下夕阳斜照在群山里，证明那里曾经是‘盛级之朝’的一个出版中心而已”。“建本”兴衰从正反面两方面启示我们：其一，创新是动力。书写从“策”到“卷”到“籍”，然后到“书”，无不是创新的成果，“建本”发展亦如此。方彦寿先生曾列举了其十七八个出版史之最。“建本”的衰落也因创新不足所致。当外地出版家们采用饾版、拱花、套印等先进的印刷术时，“建本”的刻书者们充耳不闻。特别是活字印刷出现，建阳的印刷中心便“一击即溃”了。其二，通俗即市场。“建本”可能是最早带领读者进入读图时代的。郑振铎先生有言：“可以看出建安版的书，总是以有插图为其特色之一。”“建本”可以说无书不图，有的上图下文，有的下图上文，还有中图边文，一页多图，月光图等。以图辅文极大地增强了书籍的通俗性，赢得了众多读者。有人统计，现存明代小说三分之二以上的刊本出于建阳书坊。“古小说版画的大繁荣局面，就是由建阳书林揭开第一页的。”其三，质量乃生命。杨万里诗赞“建本”之精良：“富沙枣木新雕文，传刻疏瘦不失真。纸如雪茧出玉盆，字如霜雁点秋云。”雕本要用上好梨木枣木，纸张要用顶级的“建阳扣”，所需笔墨也俱“建阳产”，甚至用水都十分讲究。现在流行的“仿宋体”正是源于宋“建本”刻字体。同时建阳书坊还创造了有书名、作者、出版单位和时间的做法。至于朱子所刻之书无论在内容、编辑、校勘和形式上都起到了高层次的示范。“建本”被列入国家级古籍善本的经史子集共有1500多种。

《朱子的诗和远方》写作宗旨与“建本”精神契合。朱子的思维是哲学的，也是文学的。长期以来，人们注重研究理性的朱子，忽视文学的朱子。有统计数字表明，有关朱子文学诗歌的论文不及对他全部研究的十分之一。因此，我从解构朱子的诗歌出发，分析他的思想学术。这种研究方法可能“离经叛道”，也可能是另辟蹊径。我的初衷则是“抛砖引玉”，意图引起大家的重视。如此做法的直接后果就是朱子文化的通俗化。朱子的学说相对于孔孟时代，在宋代应该说是“通俗化”了。朱子以“四书”取代“五经”，其中有一个目的，就是为学子们搭建一座阶梯，让大家能够循序渐进地掌握中华文化的经典。然而七八百年过去了，对于“白话文”读者来说，朱子的学说又变成了艰涩难读。让朱子学说通俗化、生动化可能是传承发展的第一任务。当然通俗不是庸俗，“精神”又要不失精确。所以我力求论之有据、持之公允。

朱子的诗和远方，理当发奋追求。一生虽不能至，始终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