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笔下的诗人朱子

张建光是我的老朋友，他长期在南平地区工作生活，他的文学创作刻上了鲜明的地域特色，尤其是朱子和朱子学，成了他文学创作主体。但也恰恰是朱子和朱子的思想造就了一位以独一无二的叙述方式、以诗一般的语言讲述朱子、研究朱子的作家和学者。特立独行，以这样的文字写朱子，建光大概是第一人。

三年多的疫情，他交出了一部力作：《朱子的诗和远方》。这是一本研究朱子诗歌的学术著作。朱子是一位诗人，他最早被介绍给皇帝不是以思想家、哲学家的身份，而是以诗人的身份。可见，他的诗是很早就被人认可的。他的诗作有十卷之多，凡诗之体，如词、赋、乐府、古体、近体无不涉及，俨然大家，不容小觑。但是，因为他的理学成就太高了，诗的光辉被掩盖了。

读了《朱子的诗和远方》，我为之一振，一位当代的诗人关注了朱子的诗，并用他特有的叙述方式交出了他的研究成果。

我已经再次提及此书的“叙述方式”。什么是建光的叙述方式呢？这种叙述方式是：不用纯理性的、纯理论的、纯学术话语的叙述，但又不失理性、不失理论、不失学术话语的叙事与论述。这应该是建光的创造，但这种创造是建立在深厚的文学修养和超强的语言能力与学术涵养之上的，一个纯学者做不到这一点，一个纯作家也不可能做到。

本书的开篇之作《远游天下》恐怕是这一叙述方式的典型代表。

请看：“年方十九的朱熹手擎酒盅，缓缓来到大厅中央，面对众多亲朋好友，包括高堂老母和新婚的妻子宣布”他要远游了。

请看：“听吧，这是朱子远游的心声。像大鹏展翅，像骏马奔腾，扶摇而上九万里，视九州为咫尺。”“看吧，这是朱子远游的雄姿。”

这是以诗解诗。

在分析此诗的艺术特点时，他说：“《远游》一诗，直抒胸臆，情感激烈。这在朱子千余首诗中并不多见，与其一贯追求的‘萧散冲淡’诗歌主张也不相符，因而《远游》一诗在朱子诗词中拥有独特的意义。”

这是以理解诗。

“朱子引屈原为异代知己，自觉与他心灵相通。《远游》是朱子最早的诗作之一，而他去世前三天，修改完《大学诚意章》后，又订正《楚辞集注》。联想起两人共同的坎坷仕途和多舛命运，心中不免生出唏嘘感叹几许！”

这是以史解诗。

下一篇《春日之喜》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他把一首《春日》诠释得诗情画意如在眼前，诠释之词也是诗了。

接着，他要讲哲理诗了。

他说：“《春日》实际上是哲理诗。”“朱子眼中的春日是儒家生意盎然的世界。”“他以鲜明的形象寓理，在一个个生动的具象中，从容隐喻说理，让山水与哲理联姻，有理趣而无理障。”但是，又不仅止于诗，在这一篇中，他以《春日》为由，讲到了朱子哲学思想的演变与发展，讲到了朱子对李侗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他说：“朱子独立思考，继承又发展了李侗的思想，沿着并不完全相同的路线，建立起独特而庞大的理学大厦。”必须指出，讲朱子的诗，恐怕离不开他的理学思想，但是如果把论诗写成哲学讲义，那就不是讲诗而是上哲学课了。建光先生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既懂诗又懂理学。他能把理学与朱子的诗有机地糅合在一起，借朱子的诗说理，又以理证诗，从而使理充满了诗意，又使诗的内涵得到无限地伸张。这从《半亩方塘》《鹅湖诗会》（顺便说一句，建光认为鹅湖之会是学术之会，也是一场诗之会。这是一个全新的视野，令人激起研究的冲动）《九曲棹歌》等篇章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如果有人要了解朱子理学却怕理论的艰涩枯燥，《朱子的诗和远方》可能是一本会令你饶有兴趣的入门读物。

建光先生研究朱子的诗，有一个“诀窍”：以朱子诗作的重要意象入手。他准确地抓住了春、雨、雪、云、梅、茶等意象捕捉到诗人心灵的脉动与兴发、形象与意境，把读者带入到诗所要表达的情景与内涵之中。比如雨，他说：“朱子诗中多雨。捧起诗笺，心里顿生温润。细细检点，以雨为题的诗竟有33首。”“朱子的雨诗，覆盖了岁月季节，也摹写了发生的全过程，更寄托了人生情感：春雨、冬雨；雨前、雨中、雨后；骤雨、小雨；雨打枝叶、雨入方塘；观雨、对雨……”他还发现，朱子的雨诗，以三十岁为界形成两种景象：前者多，后者少；前者幽，后者白。他还从朱子的雨诗中看到了以民为本和视民如伤的情怀。又比如雪，他发现“雪几乎是他（朱子）诗歌中的第一意象，以此为题的诗近四十首。”他说：“雪在朱子的心目中纯洁高尚，”“朱子把冰雪的高洁当作自己精神的图腾，就像他在‘圣贤气象’（笔者按，《近思录》的一章）中所谈到的‘光风霁月’、‘温润如玉’一样。它是儒家思想的最好表征。”也许是因为建光本人就是诗人，对诗的理解比一般人深，所以他能找到一条最好的路径和切入点。

对朱子诗作的认识与朱子诗歌创作理论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全书的第一章《诗人朱子》中。

开篇第一句话：朱子一生对诗“若即若离”，十分矛盾。

我理解，这句话是说，朱子一生离不开诗，但又对诗保有“戒心”。这是有史实依据的。朱子不让自己的儿子写诗。但是当他的长子（朱塾）不幸夭折，他在整理遗物时看到儿子的诗作，发现儿子的诗写得非常好，他不禁长叹后悔，不应该阻止朱塾写诗。也许人们会不满朱子的“专制”，但是如果你了解了朱子对学诗、写诗的苦心以后，你的不满也就释然了。朱子构建新儒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满自孟子以后儒学陷入了章句、训诂的教条，唐以后又陷入了词章之学的窠臼。所谓“词章之学”，就是专注于诗词、文章，而丢弃了为学的根本——儒家的义理和为己之学。唐代以诗赋取士，宋代因袭之，更加重了这种学风的泛滥。学子们把毕生的精力花在如何写诗作赋上，而不钻研儒学的经典，是舍本而逐末。再则，诗到了唐以后格律化已经成熟，要写出一篇合律的诗，不经过严格的训练是根本做不到的。更重要的是，朱子认为，诗是一种特殊的文体，不是人人都能为之的，除了要有一定学问的铺垫，还需要某种天赋。所以他不主张人人都去写诗，与其花大量的时间去做写诗的工夫，不如好好地去读儒家经典，做正心诚意的功夫。当然，那些具有诗人天赋的人除外。所以，在他还没有发现自己的儿子是诗才时，他劝儿子不要写诗，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但是，朱子自己却离不开诗。建光兄说：“以‘矛盾’观朱子，他几乎把生命一分为二：一半予道，一半予诗。”这个结论有点夸张，但基本如实。

在开篇之章中，作者首先讨论了朱子的“诗教”理论，进而论证了他的文道观。他指出朱子主张文道合一，诗理和合是其理论核心，“不能离道言文，亦不能有文无道。他始终坚持文学形式和内容的统一。”这个结论是公允的。作者又认为，朱子“看重平淡诗风，厌恶浮薄华糜，纤巧柔弱之作。”这也是符合实际的。

建光兄在研究朱子的诗学理论与创作实践时有一句话，我特别欣赏。他说：“所有朱子诗歌的矛盾问题，一进入朱子创作实践便圆融解决。”我想，这样的结论如果没有对朱子诗论的通透把握，没有浸润于朱子的作品之中，是无论如何也讲不出来的。如关于“方塘诗”的理解，如对于《九曲棹歌》的争论，就是这样在他的笔中迎刃而解的。

关于哲理诗，是朱子诗歌中的大宗，也是争论分歧较大的问题。作者认为，朱子的哲理诗达到了前人所未有的高度，取得这样的成功得益于朱子始终坚持情感为诗生命的立场。这是一个很有见地的发现，它解决了关于哲理诗如何才能是诗而又具有哲理的理论问题。值得引起关注。

大约一年前，我有幸与建光兄在建阳面晤，颇有一点感慨。他拿出一本书稿，要我写序。我不能推脱。在返沪的高铁上读了他的书稿，一下子就吸引了我，更产生了想写的冲动。我不敢说我一定能不负老朋友的重托，但，心悦诚服地尽力却是一点不含糊的。于是有了以上的文字，权作序言。狗尾续貂，请建光和读者诸君见谅了。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中国考亭书院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