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上梅暴动领导人徐履峻、陈耿等革命先烈的英容雄姿，数千农民弟兄高举红旗揭竿而起的壮烈场面，武夷山麓革命烈火熊熊燃烧的壮观情景，仍深深地铭刻在我心里。 武夷山北段的崇安，有着无边无际的林海，有着无穷无尽的宝藏。劳动人民世世
代代在这里辛勤劳动，创造了“金崇安”的一切财富。但是，在那黑暗的旧社会，土豪劣绅的残酷盘剥、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捐棍税警的横征暴敛，像大山一样压得劳苦大众喘不过气来。农民兄弟多么盼望翻身解放啊！ 1926年10月，徐履峻来到我的家乡——崇安枫坡。一天晚上，我到徐华邦家中，他正和几个人围坐在一张桌子旁谈话，声音很小。借着油灯的微弱火光，我看见身材高大的徐履峻蹲在凳子上，边讲边比划着，徐华邦等几个人不停地点着头。我见他们有事，就退了出来。没多久，徐履峻就离开了枫坡，以后，他又断断续续来过几次。
1927年2月的一天，我们村里突然热闹起来，男女老少纷纷往村中跑去，我也跟着人群跑到“徐氏祠堂”门口。那里早已挤满了一群人，大家都仰着脖子朝上看着什么，我赶紧挤进人群一看，原来门口立起一根旗杆，杆顶上挂着一面写有“枫坡农民协会”的红旗。在阳光的映照下，迎风飘扬的旗帜显得耀眼夺目。这时，我才明白，徐履峻是来我们村组织农会的。
6月4日，即农历五月初五，是我们村成立农会后的第一个端午节。我已21岁，还从没见过村里有这么热闹过。上午，农会开了大会，徐华邦会长在会上讲了话。会后，农会会员上街游行，“打倒土豪劣绅！”“反对苛捐杂税！”的口号声响彻村子上空，下午，农会会员又在一起照了相。我站在照相机旁，看着他们在红旗前排成几行，个个面带喜气，心里热热的。
记得这年10月10日那天，农会会员都拿着绑有红绸带的鸟铳或棍棒往县城走去。傍晚，他们像打了一场胜仗那样，兴高采烈地回来了。一到村子里，就被大家团团围住，你一言我一语，都想知道城里发生了什么事。大家听说县农会在城里开了大会，徐履峻、陈耿在会上号召劳苦大众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并领着大伙冲进偷牛贼万钟祺的家，砸烂了这个心毒手狠的大地主的房顶时，个个激动万分。
不久，徐履峻和陈耿、安少亮一起来到枫坡，办起了农民夜校，夜校办起来后徐履峻就走了，陈耿、安少亮留下来当先生。那时候，我和村里其他青少年一样，被家里管得很紧，不让参加。但我还是经常借口去玩，跑到农会看他们上课、开会。我从心里佩服陈耿先生，他胖胖的，个子不太高，但力气很大，有功夫，常把手指往墙上插，还能抠出一把土来。陈先生讲起课来有声有色，说的都是我们穷人的心里话。
1928年2月初的一天晚上，我吃过饭就来到夜校，那里早已挤满了人。农会干部徐良广见我喜欢念书，就对我说：“贵老兄弟，来报名念书吧！不要交学费，只要轮流给先生饭吃就行。”我高兴地报了名，坐到夜校的教室里。陈耿先生微笑着发给我三本书，然后拍拍我的肩膀，叫我有空常到他房间玩。从这天起，我就参加了农民协会，进夜校读书，还常到陈先生房间里玩，和他结为知心朋友。
2月8日这天晚上，夜校下课后，陈耿先生把我留下，关上夜校的大门后，拉着我到他房间里坐下，轻声地对我说：“现在我们中国有两个党：国民党和共产党。国民党看不起我们农民和穷苦人，不是我们穷人的党；共产党很看得起我们农民和穷苦人，为我们穷人说话，是我们穷苦人自己的党。贵老哎，你说哪个党好啊！”
我说：“那当然是共产党好。”
陈耿先生又问我：“你敢参加共产党吗？”
我站起来说：“有，我就敢！”
陈耿先生脸上露出了笑容，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那好，我去找共产党，找到了就告诉你。”
2月12日，我跟着陈耿先生一起去南岸，参加南岸农民协会召开的大会，下午回到枫坡。晚上，陈先生又把我留下，告诉我找到共产党了，并说：“我已经参加了，你敢参加吗？”
我说：“你先生都敢参加，我还不敢？”
陈耿先生严肃地说：“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
“死也不怕！”我挺了挺胸膛，坚定地回答。
陈耿先生对我进行了党的纪律、党员的任务等方面的教育，并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
就在我入党的第二天，一清早，就有个头戴斗笠的陌生人站在我家门前，向我打听两位农会先生的住处。我到农会找来陈耿和安少亮，那人见到两位先生，忙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给陈耿，然后3个人蹲到田边谈了一阵，陈耿和安少亮就回房间去了。
我见他们紧锁眉头，脚步匆匆，急忙跟了进去，两位先生已经在整理行装。我问他们要去哪里，陈先生说：“去年底砸了万钟祺家，他告到上边，现在上边已下令解散农民协会。”说着，他从一本书里翻出一张枫坡农会的照片交给我，郑重地说：“这张照片你要保管好。今后，农会的事你不要管，我有事就写信给你……”说完，他紧紧握了握我的手，就和安少亮一起大步流星地出了村。
1928年9月9日,徐履峻和陈耿给我写了一封信,叫我和其他3个党员一起赶到南岸。他们3人因要收麦子，没有去，我就1个人到了南岸，见到了徐履峻和陈耿,还有一位省委巡视员。
当晚,在傅顺余家里过夜。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们5个人一起到大埠头徐履峻家。
9月10日,晚上,乌云滚滚,下着大雨。县委在徐履峻家楼上开会,有50多人参加。除了省委巡视员和县委负责同志徐履峻、陈耿等人外，还有全县各地党、团支部负责人，我作为枫坡党支部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上，先由各支部汇报党组织的发展情况；接着，会议就县农会被取消后，新的农民组织定什么名称问题进行了讨论，会上正式确定为“民众会”；最后，会议讨论了举行武装暴动的问题。徐履峻在会上向大家介绍了近一个多月来他在东乡上梅一带筹划暴动的工作经过：
7月下旬，徐履峻头顶炎炎烈日，来到上梅后坜村，在他的同学张子良家里办起了学校。没多久，和参加夜校读书的丁细弟、袁赤肝、祝火明等农运骨干结为知心朋友。
有一天，夜校放学后，袁赤肝等人来到徐履峻房间，谈起上梅“松筒客”牛柯子仗着日本鬼子的势力，开办松木厂，欺压这一带农民的情况。徐履峻听后，胸中满腔怒火，问他们说：“你们为何这样老实，怎么不敢和他们斗？”
袁赤肝回答说：“不是我们老实，也不是我们不敢斗，牛柯子这只狼有钱有势，官府护着他。唉，我们怎么斗得过他呢？”
“一个人当然斗不过他们，可是，我们有这么多的弟兄，大家团结起来就有力量了！”说到这里，徐履峻蹲到凳子上，挥起拳头，对准牛柯子松木厂方向狠狠砸去。
袁赤肝等人越听越来劲，个个捏紧拳头，把牙齿咬得咯咯响，有的干脆坐到桌上，紧紧围着徐履峻，愤愤地说：“怎么不敢斗，我们早就憋不住了，就是没有人做头。”
徐履峻好象早就料到他们会这样回答,马上拍着胸脯说：“你们敢斗，我来做头！”
不久，徐履峻就介绍袁赤肝、丁细弟等农运骨干入党，建立上梅党支部。徐履峻和党支部领导农民投入抗捐、抗税、抗租、抗债、抗粮的“五抗”斗争，发动农民以“防匪”为名，筹集资金，捐献铜铁，派人到江西等地买来马腿（土枪）、九则边（土炮）和炸药，集中各村铁匠打制锡炸弹、梭标和先锋刀，每家每户都准备了一件以上的武器。上梅一带的暴动准备工作很快就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了。
参加会议的同志听了徐履峻的上述介绍，都对他的工作表示十分满意和钦佩。大家对继续发动东乡上梅、下梅的暴动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决定会后徐履峻到东乡、陈耿到北乡、徐福元到西乡、左诗赞到崇浦交界的高洋和岱后、我留在大南乡，进一步落实暴动的准备工作。
会议结束时，已是下半夜了，雨早已停住，我望着窗外漆黑的天空，望着远处山顶上露出的一抹淡红的云彩，心中翻起滚滚波涛，不由地默默念道：“黑夜啊，看你还能有多长？天不是就要亮了，太阳不是就要出来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