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行｜解码“世道人心”的古今对话——专访南开大学教授查洪德

考亭书院 （资料图片）

查洪德（右）与本报记者邱冬勇（左）在武夷山合影留念 （金婷 摄）

五夫朱子雕像 （资料图片）

查洪德，1957年11月生于河南，南开大学杰出教授，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全国模范教师，国家重大人才工程项目特聘教授，曾宪梓师范教育教师奖获得者，受聘为福建省闽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著有《近思录》译注（中州古籍出版社）《切问近思 益心启智——悟解<近思录>》（海燕出版社）。中宣部指导支持的“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近思录导读》、人民文学出版社《近思录译注》也将于近期出版。查洪德教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将《近思录》翻译为现代汉语的重要学者之一，为朱子文化的传播作出了贡献。

记者：您参观完建本馆之后，对建本是否有更直观的认识？

查洪德：非常高兴受考亭书院的邀请来到朱子故里。我本人长期从事古籍整理，又做《近思录》的注译解读，从这两个方面说，都对建阳充满向往。我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辽金元笔记文献汇编及研究”，编校《全辽金元笔记》，不少笔记都有提及建阳的建本。我在考亭书院参观建本展，感触很多。一般认为，建安（今建阳）刻书业的发达，推动了书籍的流通与文化的普及，其实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建安所刻图书，大部分是通俗读物，这些读物的流行，改变了人们的阅读，包括阅读目的、阅读方法、阅读习惯。此前的阅读，基本上是精英阶层的经典阅读；建本的流行，推动了大众阅读的兴起。传统的经典阅读，基本上是功利性阅读，不管是为应举而阅读，还是为理政、为传道，都是有所为而读书。而建安刻的流行读物，像神怪传说、传奇故事、话本小说等，读这些，多是为了消遣，是快乐阅读、轻松阅读、审美阅读、趣味性阅读。读书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这些读物，只要是健康的，就有益人的精神世界、生活趣味、行为习惯。在那个时代，它对人们生活的改变，心理的影响，是极大的。

记者：您还参观了考亭书院、寒泉精舍等，对闽北的朱子文化符号有何印象？

查洪德：我在1993年做《近思录》译注，知道《近思录》编撰于朱熹寒泉精舍守墓时期。那时在我脑子里，寒泉精舍只是一个模糊概念。近两年应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办公室、人民文学出版社两家之约重新整理《近思录》，因为需要回答一些问题，比如《近思录》编撰过程的一些问题，就要做必要的考察，当然要涉及寒泉精舍。古人表达对母亲的思念，说是“寒泉之思”，出自《诗经·邶风·凯风》：“爰有寒泉，在浚之下。”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九月，朱熹母亲祝夫人去世，朱熹庐墓守孝，次年，在墓旁建寒泉精舍，开启了他人生重要的“寒泉著述”时期。

朱熹一生大部分时间在武夷山度过，“闽邦邹鲁”“道南理窟”，都是对武夷山的赞誉。人们称这里是朱子故里、理学之乡。历史上的武夷山学派源远流长，当然影响大的还是朱熹之学，所以武夷山能够成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如果说对当代学术研究的启示，就是一定要重视文化根脉，理性看待传统文化。

我们把朱子之学视为珍贵的思想遗产，这遗产，是武夷山的伟大奉献。人们到武夷山，应该抱着近乎朝圣的心态，去感受、去感悟。受益于朱子之学的滋养，这里至今文化氛围浓厚。

记者：这些文化遗产对当代学术研究是否有借鉴意义？

查洪德：我们知道，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考亭书院中还有“集成殿”。所谓“集成”，就是整合北宋理学各家并加以发展，使理学成为有完整体系的学术，也成为一种思想体系。这一学术与思想体系，在元代成为官方学术。当时的大儒许衡，推朱学以为治。由于许衡等人的大力推崇，在元代，起码在形式上，程朱理学取得了独尊地位。当代学者陈荣捷说，朱熹建构的这一体系，“直接间接支配我国思想制度五百年，而影响韩国、日本亦数百载”。这个体系，也是一种话语体系。不了解这一话语体系，我们读古人书，会不解、误解、曲解，有时会很迷茫。

记者：您认为《近思录》中“为学”思想对闽北青年学子有何现实指导意义？

查洪德：到建阳考亭书院讲《近思录》，我感觉是极大的考验。但讲座的实际情况出乎预料，听者之多，教室里竟然坐不下。而课堂气氛又是那么好，大家的互动与配合，令我感动。说明朱子故里，学术氛围浓，大家素质都很高。我的这次讲座，是《近思录》导读系列讲座的第五讲，内容是卷二“为学”。我讲座时特别强调，《近思录》所谓“学”，与我们理解的学不同，它不是知识的获取，不是理论的掌握，也不是能力的提升，而是进德修业，变化气质，终极目标是成圣成贤。理学是身心之学，不能当作口耳之学，也就是说，为学要切身切己，不能只是说说听听。程颐说，学要“闻之，知之，得之，有之”，使美好品格成为自身所有，像颜回那样，“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如此才德业有进，境界提升。这样学习，古人形容为“以心体之，以身践之”。我们读《近思录》中语录，当如直面先贤教诲，要沉浸其中，受其熏陶，增进修养，涵育品格。至于个人修养，记住周敦颐说的八个字“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修养是渐进之功，如垒土成山，如积水成渊，是积渐有成。陆九渊有诗说：“读书切戒在荒忙，㴠泳工夫兴味长。未晓莫妨权放过，切身须要急思量。”当然，我们不是古人，理学学习，不能代替现代科学知识的学习。有才有德，方能为社会所用。

记者：您怎么理解朱子和吕祖谦编著《近思录》时的“留止旬日”？

查洪德：朱熹在追述《近思录》编撰经过时说，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吕祖谦从东阳来到建阳，“过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编成了《近思录》。后人由此便认为，《近思录》是“旬日”之间编出的速成品，甚至说是“十日谈”，这是误解。《近思录》是朱熹寒泉著述时期的重要成果，有着深厚的前期积累。此前的乾道二年（1166），他已编订周敦颐《通书》，从这时起，他陆续整理了周、张、二程的全部著作。这一年编订了《二程语录》和《张载集》，校订《二程先生文集》。乾道四年（1168），修订了《谢上蔡语录》，编订《程氏遗书》，乾道五年，再订周敦颐《太极》《通书》。这年九月起，丁母忧，其间校订《程氏易传》。乾道六年（1170）建寒泉精舍，此后的六年，史称寒泉著述时期。在这期间，朱熹陆续编成《太极图说解》，著《西铭解》，校订《程氏遗书》《文集》《经说》。乾道八年（1172），编集《论性答稿》，修订《西铭解》，并作《西铭后记》。乾道九年（1173），序定《太极图说解》，编成《程氏外书》，还编成了《伊洛渊源录》，再次校《程氏易传》。两年后，即孝宗淳熙二年（1175）四月二十四日，吕祖谦来到寒泉精舍，两人共编《近思录》。从上列书目可以看出，编者对周、张、二程之学，究之已精，积之已厚，已是成竹在胸，故其发之也畅。此时编《近思录》，水到渠成。所以，《近思录》的编撰时间，并不仅仅是其选择编排文献的时日，是长期积累后的“瓜熟蒂落”。何况还有成书后几年间的调整修订。《近思录》能够成为经典，绝非偶然。

记者：现在我们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您是如何理解？

查洪德：弘扬传统文化，要理性思考：传统文化能解决什么问题？传统文化，包括理学，关注的就是四个字“世道人心”。为“世道人心”计，需要用传统文化的精华滋润人心，要熔古铸今，活古化今。“化今”，“化”什么呢？一是“变化气质”，二是“化民成俗”，三是化睽离为整合。在当今撕裂的世界和喧嚣的社会里，希望传统文化能发挥粘合剂和镇定剂的作用。但传统文化，包括理学，不是解决当今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更不能包治百病。我们不能回到古代，而要融入现代世界。融入现代世界，当然是文明互鉴。我们珍视传统文化，珍视朱熹代表的理学，这是自美其美；还要放眼世界，欣赏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美人之美。在美美与共时，一定要明白，我们为世界文明贡献了什么。这是我们研究和弘扬传统文化时应该明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