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行｜“触摸”四百多年的政和城垣

图为政和县城前街仅存的一处古城墙遗址，现已被列为“政和县不可移动文物”。

政和县地处闽北群山环抱之中，星溪、熊山溪交汇处，自古以“八山一水一分田”著称。这座山城的城垣建设史堪称中国南方中小城池的典型缩影，见证着军事防御、城市治理与时代变迁的复杂互动。

筑城之始：明代卫所制度下的山城防御

明弘治元年（1488），政和首任知县柴曦主持修筑土墙百余丈，结束了政和立县488年以来无城墙的历史。这位山西籍进士的筑城举措，与明中期东南沿海卫所制度强化密切相关。据《八闽通志》载，其时闽北山区匪患频发，成化年间政和县衙曾遭劫掠，迫使朝廷将县治从感化里东岸口迁至现址。柴曦选址熊山南麓，依山形构筑简易土城，既利用山溪形成天然护城河，又以山势增强防御。初建城垣虽简陋，却奠定了“依山控水”的空间格局。

砖城时代：嘉靖倭患与城防升级

正德至嘉靖年间，随着东南倭患加剧，政和城墙迎来首次大规模改建。据万历《政和县志》记载，城墙被全面改造为砖石结构，长度扩展至2030丈（约6.7公里），城高增至8尺（约2.5米），设垛口3600个，形成“崇德”“尚义”“移风”三座城门。这一时期的扩建具有鲜明军事特征：城墙包砖采用闽北特有的“青火砖”，以糯米灰浆粘合，墙体断面呈梯形；城门外增设瓮城，城门楼配备佛郎机炮；沿城墙分布的14座窝铺（哨所）形成全天候警戒体系。万历初年（1577），知县黎民范主持城墙内迁工程，在防御功能弱化的背景下，城门命名转向儒家治理理念（寅宾、顺令、南薰等），反映出晚明县城从军事堡垒向行政中心转型的趋势。鼎盛时期的政和城墙周长约6.7公里，虽仅为福州府城的60%，但凭依熊山险要，仍为控扼闽浙边界的重要据点。

万历改制：城市空间的重构

万历初年的城墙改建堪称转折点：城垣从熊山脊线内缩至半山腰，周长骤减至843丈（约2.8公里），高度却增至2丈（约6.4米），垛口减少至1504个，城门增加到5个，东门名为和阳门，南门为南薰门，西门为尚义门，北门为拱极门，西南门为顺令门。这次战略收缩暗含深刻的社会变革：军事防御弱化：倭患平息后，城墙更多承担防洪与治安功能，西南新增“顺利门”便利商贾通行；城市管理强化：五座城门对应“晨启暮闭”的宵禁制度，北门“拱极门”直通县衙，体现皇权象征；用地矛盾显现：原城墙内大量坡地被划为民居，现七星塔附近出土的万历年间地契显示，城北出现“让墙三尺”的邻里契约。这次改建形成延续三百年的城市框架：以十字街为中心，七街二十二弄的肌理至今可辨。但狭窄的卵石街道（最窄处仅五尺）与土木结构的民居，仍显露出山区小城的拮据。

修缮城墙：清至民国的维护与衰败

清代城墙因水毁历经11次修缮，尤以乾隆二十八年（1763）大修最具规模：改用松溪运来的红砂岩加固墙基；增设排水“龙舌”48处；城楼悬挂“熊峰拱秀”等匾额，防御设施艺术化。光绪年间，随着火炮技术进步，城墙军事价值丧失，部分地段被民居依附。民国《政和县志》载，至20世纪30 年代，城墙多处坍塌，“樵夫担薪自缺口入市，守卒不复查也”。抗战期间，为防日军空袭，民众拆毁部分城垛拓宽逃生通道，加速了城墙的消亡。

守护记忆：拆除与新生

1953年因拓宽政和城关解放街，拆除了残存的东、南城门，其石料主要用于政和中学（今政和二中）礼堂与粮食局仓库建设。2017年8月14日，政和县中医院在埋设地线时，发现地下1.5米处还有城墙基址，每块城墙砖长35厘米，宽21厘米，厚10厘米。经过清理，出土了100多块的城墙砖，经鉴定是明代烧制的，现藏于政和县博物馆。这些刻有“政和县城砖蓝号”和“江字号”字样的青砖，成为解读明代工匠制度的重要物证。今日政和，七星河畔仅存50米明代墙基遗址，这座城墙的消逝与重生，恰似这座山城的缩影——既执着地守护着历史记忆，又坦然拥抱时代浪潮。那些深埋地下的城砖，仍在诉说着四百多年的风雨沧桑。（叶维荣 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