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家信：周总理得知“内人党”冤案
内蒙古之殇
彼时的内蒙古其实已经陷入了人人自危的惶恐局面。当时挖掘“内人党”最有效的办法，是对嫌疑人实施车轮战，导致一个人最多可以咬出好几百个嫌疑人来。当时有某领导建议，只要有三个人指认，就可被定为“内人党”。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拉苏荣所在的乌兰牧骑(当年活跃在内蒙大草原上的一支红色文艺宣传队)“挖肃”进行得极为彻底。“整个乌兰牧骑总共只有十来个人，就有三个老同志被定为‘黑线人物’，昨天还在一起演出，第二天就变成‘阶级敌人’了。”拉苏荣回忆，“我的马头琴老师叫色拉西，他是个大胡子，银白的胡子。造反派把他的胡子一根一根地揪，因为他年事已高，经不起折腾了，结果就被斗死了，他是我们蒙古族历史上很有名望的音乐人。”
拉苏荣的蒙古长调专业老师昭那斯图也难逃此劫。拉苏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有个作曲家叫通福，也就是创作《敖包相会》的作曲家，造反派抄他家的时候发现一个黄绸缎，上面签了很多人的名字，那实际上是通福老师结婚时的签名簿，结果被造反派认作‘新内人党’的联络名单。那上面就有昭那斯图老师的名字。”昭那斯图因此被关进了学校的黑屋，受到造反派的拷打审讯。
拉苏荣的父亲不久也遭遇不测。拉苏荣的父亲是喇嘛，他早年在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地布经传教，精通蒙、藏、汉和印度四种语言，后取得佛教“格西”(学者)地位。因为常常去庙里讲经，并接到国外僧人的来往信件，这成为拉苏荣父亲获罪的理由。他被诬为里通国外的特务分子，被割去舌头，之后被扔入黄河。事隔四十余年，拉苏荣回忆起父亲的死，仍然语不成句。
与拉苏荣当时处在内蒙古政治中心不同，周秉建远在边境牧区，但这里也不平静。与周秉建同为北京知青，现任中国电工设备总公司党委书记的何公起回忆，有一天，自己和其他知青正在大队部开会，突然传来消息，说民兵连长马斯愣有“内人党”嫌疑。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大家发现马斯愣不见了。大家一致认为他叛逃了，结果找遍了边境线，连个脚印都没有。“后来在离大队部很近的一条沟里，都是些小矮树，最多一人高，马斯愣就在那么矮的一个树杈上，坐在地上吊死了”。
虽然紧靠边境，但在周秉建的记忆里，下乡那么多年，即使在“内人党”案风声最紧的时候，她所在的大队也没有一个人逃往境外。
在史无前例的浩劫年代里，人们仍然信守着对国家的忠诚。锡林郭勒盟一位边境牧民逃出来，没有向近在咫尺的境外跑，而是骑上骆驼，向南千里赶到北京。边防派出所民警必力格，则将毛主席像章别在胸部肌肤上，从戈壁滩奔向北京。
看到希望
“后来听说，周总理接见当时内蒙古的领导人时讲，你们搞‘内人党’扩大化，已经挖到羊群里了，我是从北京一个女知青的信里面了解的这个情况。你们向我封锁消息。”拉苏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周秉建表示，当时“我在信里只是将我们公社和大队挖‘内人党’的情况向总理如实做了反映。”
“内人党”冤案此时还在不断扩大，甚至不少牧场的畜群被宣布为“叛国畜群”，牛群、羊群、马群都被没收、赶走甚至死亡。内蒙古苏尼特旗优良白马纯种因此而断绝。
周恩来收到侄女的家信后，意识到情况严峻，迅速采取了措施。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央就作出了对内蒙古实行军管的决定。客观地来看，这对遏制当时内蒙古的极左形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使得内蒙古当时无数受“内人党”案牵连的人们看到了希望。
1969年5月22日，中央发出文件：迅速纠正前一时期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所犯的扩大化错误，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稳定内蒙局势，总结经验，落实政策。文件上赫然印着毛泽东亲笔批文：照办。
人们奔走相告：毛主席解放我们了。
草原上开始渐渐流行起一个女知青给周总理写信反映内蒙情况的故事，但周秉建却浑然不觉这个女知青就是自己：“1970年我回北京探亲，邓妈妈还说起过这件事，但我当时并没在意。”
1978年4月20日，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报请华国锋批示，认为该案是内蒙古自治区领导人主观臆断，大搞逼供信造成的一大冤案，应该完全予以否定。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尊重”
文化大革命结束，在审判林彪、“四人帮”两案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提及：“内蒙古自治区因内人党冤案，有三十四万多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被迫害致死。” 这场劫难牵连人数之多，刑罚之残酷为前所罕见。
据1978年6月《内蒙古自治区草原建设工作会议简报》显示，“挖肃”运动不仅给蒙古民族造成难以弥补的心灵伤害，在环境和经济上也造成巨大损失：“几百万亩草原因垦荒变沙化”“母畜被随意屠宰、出售和外流，牲畜产量严重下跌”“牧民缺吃少穿，含冤叫屈”。
女知青周秉建在这片曾遭受过浩劫的草原扎下根来。1977年，周秉建和拉苏荣在访朝友好代表团中相识。在他们认识之前，周秉建对拉苏荣已经很熟悉，她一直听他的歌，听了有八年。1979年，在全家人和七妈邓颖超的祝福声中，周秉建与拉苏荣结为夫妻。
“蒙古民族是一个特别尊重生命、特别重感情、特别有大爱的民族。” 周秉建曾说，“如果把我分到一个阿爸阿妈家，他会把我当成他的孩子，如果把我分到一个哥哥姐姐家，他会把我当成亲妹妹。在内蒙古草原，每一个孩子都是宝贝，每一个生命都值得尊重。”
1994年，周秉建和拉苏荣双双来到北京，拉苏荣调入中央民族歌舞团，依然是男高音独唱演员。周秉建曾任财政部财政监督司财政监察专员、财政部干部教育中心副主任，目前是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他们夫妇之间不仅习惯用蒙古语交流，还常常去离家不远的一家蒙古餐厅吃饭，在那里和内蒙古的朋友们聚会，而拉苏荣则常年往返于内蒙古和北京之间。5月里的一天，当《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来到中央民族歌舞团的宿舍时，拉苏荣刚从内蒙古家乡植树回来。这位已过花甲之年的长调歌王，近年来为改善家乡的自然生态环境，在一千多亩的荒地上种起了树，取名为“长调林”。拉苏荣表示，“长调林”虽然“只是沙漠里的一颗小石头那么大”，但是他还是坚持要在那里盖房子，挖井，拉电线。他想用行动唤醒家乡人对环保以及重建家园的意识，恢复在历次运动中被破坏的植被与土地。
拉苏荣表示，“就我自己来说，落叶也总要归根的。” ★
